中国教育期刊发表教育研究的各种成果,在教育研究信息收集和发布方面曾提供重要的服务。通过教育期刊订购或互换的方式,期刊编辑人员或教育专家对优秀教育期刊上的各种研究文章及信息及时加工摘要、整理和编排,在教育期刊...[继续阅读]

    应该说,发表国家教育部门的政策、方针、法令等政策信息,一直是教育期刊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在近代许多教育期刊栏目设置上都有所体现。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等,开辟了诸如“文牍”“法令”“规章”等专栏,把近代...[继续阅读]

    现代杂志编辑学认为,杂志编辑应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一本杂志,不论编得多好,多么富有思想力量与美感力量,如果不是有读者阅读,就无以发挥其思想力量和美感力量。”[1]没有读者,杂志编辑的一切劳动都将变成无效劳动。...[继续阅读]

    有学者研究,“当中国的教育理论界睁眼看世界时,在全世界盛行的正是赫尔巴特教育学”[4],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在清末教育改革以日本为学习对象的国策指导下,首先看到的是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日本的情形。19世纪后期,日本人开...[继续阅读]

    除了重点介绍赫尔巴特及其弟子开创的赫尔巴特派的教育理论外,《教育世界》对近代其他西方教育家及其教育理论也进行了介绍。例如:刊载日本真田幸宪撰写的长篇传记《近世教育之母科买纽斯传》(第155—158号),介绍了以《大教学...[继续阅读]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世界》对20世纪兴起的某些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理论亦积极予以传播。这以爱伦·凯与其教育名著《儿童的世纪》的译介最为经典。爱伦·凯是自由教育的拥护者,主张依据卢梭的自然教育原则改革旧教育,建立以...[继续阅读]

    《教育世界》对与西方教育理论密切相关的西方哲学家及其哲学著作亦很关注,尤其是《教育世界》在第69号王国维主编以后,介绍西方哲学家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系统刊载过古代西方哲学家亚历山大、苏格拉底、柏拉图,近代西方哲...[继续阅读]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最早介绍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的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并称这种教育为“实利主义教育”。他一贯主张学习和传播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教育理论。1912年2月他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继续阅读]

    1919年4月30 日,杜威偕夫人到上海。在华期间,杜威在弟子们的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访问,传经授道,东至上海,西到太原,北抵辽宁,南达广东,杜威的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杜威的教育学说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杜威在华演讲大小200余次[8],“通...[继续阅读]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中国返美。杜威离开中国后,各教育期刊不再局限于刊载杜威来华的演讲内容,在刊译杜威原著外,还涉及杜威的职业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杜威教育理论对学校教育之影响,甚至涉及杜威个人治学精神等诸多方面。...[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