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在济南烟酒税务局做办事员的郑士钰丢掉了工作,生活一时无着。无奈之下,郑士钰决定携妻子郭韵清与两个年幼的儿子郑庆桐、郑庆榕(即郑榕)投奔居住在天津的大哥郑士琦。此时,刚刚出生几个月的郑榕还在母亲怀抱的襁褓...[继续阅读]

    住在天津租界里的洋房,除了物质生活充裕,精神上苦闷压抑,童年的郑榕耳朵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大人经常挂在嘴边为他讲述的,大伯父如何从一个贫苦的放牛娃成为一个威震四方的山东省督军的故事。大伯父郑士琦的父亲,也就是郑榕...[继续阅读]

    除了大伯父的“英雄成长史”,伴随着郑榕在大铁门里度过童年的,就是那座位于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占据整整一条街的“大宅子”了。无论是空旷的“大宅子”里的阴森,还是看人脸色、低人一等的寄居生活,都给郑榕备感压抑的童...[继续阅读]

    大伯父郑士琦虽然把他的子侄们常年关在“大宅子”内,却也知道读书的重要。他在“大宅子”内开办家塾,并请来了老师。5岁的郑榕也从此和他的兄弟们开始接受中国最传统的私塾教育。虽然没有走进小学校门,读的也都是四书五经...[继续阅读]

    转眼到了1934年,郑榕兄妹和母亲在“大宅子”里的日子,也整整过了十年。眼看着郑家兄妹一天天长大,郑榕和哥哥郑庆桐也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母亲郭韵清终于又鼓起勇气来到郑榕大伯父的房间,再一次请求这个大家庭的主人,让她带着...[继续阅读]

    郑榕刚刚走进大同中学不久,北京城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是在1935年12月9日,北京城大、中学生及爱国民主人士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吞华北的阴谋,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这...[继续阅读]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炮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大伯父想到侄儿一家沦陷在日本人魔爪之下,立刻派人给住在北京的郭氏母子发了一封电报,叫他们立即返回天津租界。接到电报的母亲有些惊慌,顾不上收拾家中的行李...[继续阅读]

    在租界里灯红酒绿、堕落无聊的环境中,有时也会发生让郑榕为之震动的事。那就是听到身边有的同学逃走奔赴抗日前线打鬼子,或是某某投敌的汉奸被处死的消息。比如一个伪联合准备银行的经理在大光明电影院被人用枪打死;还有...[继续阅读]

    转眼到了1941年。夏末的一天,一个从前在天津大铁门里干过差事的人突然找到郑榕的母亲,见了面就急匆匆地说,他在日本宪兵队看到了她的大儿子郑庆桐的名字。虽然心里很明白,这个曾经的郑家仆人是在吓唬她,不过就是想讹诈一些...[继续阅读]

    几个月后,郑榕终于得到了报考当时在京城小有名气的“四一剧社”的机会。那是在1941年底,有一天,郑榕看见报上登载了“四一剧社”招考演员的消息,就立刻报了名。“四一剧社”的基本成员大都来自北京剧社和育英剧团。虽然不过...[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