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纂修者范晔
1999-08
范晔 (公元398～446年),字蔚宗,东晋顺阳 (今河南淅川县)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范宁,曾任豫章 (治今江西南昌)太守 (郡行政长官),曾为 《春秋穀梁传》作注。父范泰,为东晋、刘宋两朝重臣,官至车骑将军(位次于太尉、司徒和司空三司的武官)。范晔过继给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勤奋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又善弹琵琶,才华横溢,多才多能。同样由于出身于宦门,在晋、宋之际,便任刘裕相国掾。后历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将军府参军 (参谋)、右军将军参军,迁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职。宋元嘉九年 (公元432年)因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治今安徽宣城)太守。数年后,迁镇军将军长沙王义欣长史 (王府属吏之长),又任后军将军、始兴王长史,领下邳 (治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太守。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辅导太子,参与朝中军政大事的议决。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孔熙先谋立刘义康为帝的政变,事泄,被捕下狱,处以死刑。终年48岁。
范晔30岁开始研究史学。为他撰写的史学著作,主要有:《汉书缵》18卷,集15卷,录1卷、《百官阶次》4卷及《后汉书》,流传至今的惟有《后汉书》一种。
在范晔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流行的史书,多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体裁各有优劣。范晔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因此,他决定采用纪传体。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时,郁郁不得志,于是以班固、刘珍的《东观汉纪》为基础,又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范晔原计划全书分10纪、10志、8列传,合为100篇,以与班固的《汉书》相应。但范晔只完成了10纪、80列传。10志则托付给谢俨撰写,据载在将要完稿时,范晔因参与谋反被杀,文稿全部散佚。
《后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成书于《史记》、《汉书》之后,在体例上,吸收了此二书的优点,其本纪、列传、志等大体与《史记》、《汉书》 相同,在篇目设置以及具体记述上,又不全同于此二书。在纪中,范晔开创了 《后纪》及附记的写法,设立《皇后本纪》。这是根据东汉政治特点而创设的。东汉后期皇帝年幼即位,政权实际上操纵在皇太后手中。如殇帝刘隆,即位时尚在襁褓之中,且在位仅一年,无事可记,遂附于 《和帝纪》 中;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均是年幼登基,在位期短,就附在 《顺帝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皇太后临朝听政,屡次出现。因其与皇帝本人执政有所不同,所以范晔特设《皇后纪》,以记其事。这就集中地反映了东汉的政治特点。在列传中,范晔增设了7类: 即 《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另外《孝子》,未予单列,但内容入于卷39之中。《宦者列传》记述宦官专权的事实。《党锢列传》揭示了东汉百余年封建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文苑列传》记述东汉文士的生平和著述,反映了当时 “文富篇盛” 的事实。《独行列传》杂记特立卓行之人的事迹。《方术列传》记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逸民列传》记超脱世俗的隐居之士的事迹。《列女列传》记有特殊表现的妇女的事迹。此外,还为孝子立传,反映了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 的时尚。在入传人物选择上也颇具慧眼。他不以职官高低为标准,对于那些位高禄厚而又无所为者,范晔很少立传,即使立传,又在行为论赞中加以嘲讽。如写胡文: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遇甚优,碌碌又圆滑,苟合取容,无所短长的官僚,却升得越快,其爱憎溢于言表。东汉的宦官、外戚、豪强专权,殃及朝野,范晔在记述时无不表示厌恶和愤恨;对敢于同宦官作斗争的太学生和反对豪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刚正清廉、不阿权贵的官僚士大夫,则予以同情和赞颂,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和进步的世界观。又如对蔡琰的记述,蔡氏先嫁给卫仲道,后为匈奴左贤王妻子,为曹操赎回后,再嫁给董祀,范晔坚持“不必专为一操”作标准,而以才行高秀作标准,将其生平事略载入传中。说明东汉时期妇女改嫁是不受舆论谴责的。在记述张衡时,不把他置于《文苑》 中,而立专传,这样就突出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这一处置,同时也是对重 “德” 轻“艺” 的传统陋习的一种否定,在史学领域里开创了尊重科学技术之先河。这些类列传的设置及其写法,不仅使东汉二百多年的历史得到比较全面地反映,也进一步开拓了纪传体史书的记事范围,既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又反映了作者目光的敏锐。
范晔治史宗旨明确,服务于当代。他把前人“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归结为“正一代之得失”,明确提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并将其具体化。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在 《后汉书》的全篇之中。他不仅以此为准绳选取材料,如《王符王充仲长统传》 中载王符的《潜夫论》五篇、仲长统《昌言》三篇,都是总结东汉政治得失经验教训的名作。还表现在他为该书写的赞、论、序之中。如在卷22“中兴二十八将论” 中指出此乃光武帝深谋远算,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政事委以吏职,既可避免西汉初年那种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端,又广开了士人入仕之途,满足了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至公均被”之举。这种有分析的总结,能够给人们以启迪。
范晔的《后汉书》 只有本纪10卷,列传80卷,没有表、志。现在人们见到的通行的标点本《后汉书》 中的志,是南朝梁人刘昭在为该书作注时,将司马懿《续汉书》八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合并于范书之中。它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文词也好,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后人将它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为“前四史”。这也是对该书的一个评价。
范晔30岁开始研究史学。为他撰写的史学著作,主要有:《汉书缵》18卷,集15卷,录1卷、《百官阶次》4卷及《后汉书》,流传至今的惟有《后汉书》一种。
在范晔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流行的史书,多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体裁各有优劣。范晔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因此,他决定采用纪传体。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时,郁郁不得志,于是以班固、刘珍的《东观汉纪》为基础,又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范晔原计划全书分10纪、10志、8列传,合为100篇,以与班固的《汉书》相应。但范晔只完成了10纪、80列传。10志则托付给谢俨撰写,据载在将要完稿时,范晔因参与谋反被杀,文稿全部散佚。
《后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成书于《史记》、《汉书》之后,在体例上,吸收了此二书的优点,其本纪、列传、志等大体与《史记》、《汉书》 相同,在篇目设置以及具体记述上,又不全同于此二书。在纪中,范晔开创了 《后纪》及附记的写法,设立《皇后本纪》。这是根据东汉政治特点而创设的。东汉后期皇帝年幼即位,政权实际上操纵在皇太后手中。如殇帝刘隆,即位时尚在襁褓之中,且在位仅一年,无事可记,遂附于 《和帝纪》 中;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均是年幼登基,在位期短,就附在 《顺帝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皇太后临朝听政,屡次出现。因其与皇帝本人执政有所不同,所以范晔特设《皇后纪》,以记其事。这就集中地反映了东汉的政治特点。在列传中,范晔增设了7类: 即 《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另外《孝子》,未予单列,但内容入于卷39之中。《宦者列传》记述宦官专权的事实。《党锢列传》揭示了东汉百余年封建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文苑列传》记述东汉文士的生平和著述,反映了当时 “文富篇盛” 的事实。《独行列传》杂记特立卓行之人的事迹。《方术列传》记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逸民列传》记超脱世俗的隐居之士的事迹。《列女列传》记有特殊表现的妇女的事迹。此外,还为孝子立传,反映了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 的时尚。在入传人物选择上也颇具慧眼。他不以职官高低为标准,对于那些位高禄厚而又无所为者,范晔很少立传,即使立传,又在行为论赞中加以嘲讽。如写胡文: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遇甚优,碌碌又圆滑,苟合取容,无所短长的官僚,却升得越快,其爱憎溢于言表。东汉的宦官、外戚、豪强专权,殃及朝野,范晔在记述时无不表示厌恶和愤恨;对敢于同宦官作斗争的太学生和反对豪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刚正清廉、不阿权贵的官僚士大夫,则予以同情和赞颂,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和进步的世界观。又如对蔡琰的记述,蔡氏先嫁给卫仲道,后为匈奴左贤王妻子,为曹操赎回后,再嫁给董祀,范晔坚持“不必专为一操”作标准,而以才行高秀作标准,将其生平事略载入传中。说明东汉时期妇女改嫁是不受舆论谴责的。在记述张衡时,不把他置于《文苑》 中,而立专传,这样就突出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这一处置,同时也是对重 “德” 轻“艺” 的传统陋习的一种否定,在史学领域里开创了尊重科学技术之先河。这些类列传的设置及其写法,不仅使东汉二百多年的历史得到比较全面地反映,也进一步开拓了纪传体史书的记事范围,既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又反映了作者目光的敏锐。
范晔治史宗旨明确,服务于当代。他把前人“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归结为“正一代之得失”,明确提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并将其具体化。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在 《后汉书》的全篇之中。他不仅以此为准绳选取材料,如《王符王充仲长统传》 中载王符的《潜夫论》五篇、仲长统《昌言》三篇,都是总结东汉政治得失经验教训的名作。还表现在他为该书写的赞、论、序之中。如在卷22“中兴二十八将论” 中指出此乃光武帝深谋远算,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政事委以吏职,既可避免西汉初年那种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端,又广开了士人入仕之途,满足了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至公均被”之举。这种有分析的总结,能够给人们以启迪。
范晔的《后汉书》 只有本纪10卷,列传80卷,没有表、志。现在人们见到的通行的标点本《后汉书》 中的志,是南朝梁人刘昭在为该书作注时,将司马懿《续汉书》八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合并于范书之中。它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文词也好,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后人将它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为“前四史”。这也是对该书的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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