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读书法中,以《朱子读书法》六条目名气最大、影响最深,今人对《朱子读书法》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角度和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着眼于其中各条目的解读,以及它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2];有的研究它对古代书院教育的影...[继续阅读]

    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六日,宋仁宗与宰相庞籍经过议论后做出了任命程戡担任益州知州的决定。[2]多种文献在描述这个决定时表现出君臣决策时的忧虑,后来接替程戡出知益州的张方平在程氏故后所撰的神道碑中写道:他日,帝从容谕时...[继续阅读]

    明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明朝政府派郑和在28年间七次下西洋,在今南洋和印度洋沿岸30余国进行“颁正朔”“扬威德”“召朝贡”“采购珍宝”的活动。每次出航船队庞大,数十艘大帆船,各类人员二万余,云帆遮天,际天极地...[继续阅读]

    明代郴州袁子让,因曾官四川嘉定知州七年,又编著了几部与四川密切相关的著作,使得笔者对其生平、家世、交游与著述产生了兴趣。但有关袁子让的各种传记,对其生平、家世、交游与著述的记载,要么错误连篇,要么模糊不清,要么缺...[继续阅读]

    清乾隆年间彩绘《夔州府图》是《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势全图》(简称《四川全图》)中的一幅[2]。《四川全图》乃清乾隆初年用兵金川时为军事目的而作,由乾隆时期著名画家董邦达领衔绘制。全图共一百五十幅,每幅高四十七点八厘...[继续阅读]

    清代的汉宋之争通常被作为“学术思想”的问题来处理,这自有充分的根据。但有时候,汉宋之争却未必与严格的“学术思想”相关涉。汪士铎(1802—1889)曾感慨其时为学有五难:“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求友...[继续阅读]

    厘金与牙行是中国经济史上两种颇具重要性的机制[3],本文将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对这两种机制的研究:第一,探讨厘金制度对特定商人群体的意义。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厘金大体上是声名狼藉的。[4]然而前人对厘金制度的研究...[继续阅读]

    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1776)结束后,清廷将在战争中投降的部分金川降人纳入八旗体系之中,使得后者的身份经历了由“化外蛮夷”到“京师旗人”,从边缘到中心的巨大转变,这是清代中期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不仅反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