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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

是指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绿色技术是由相关知识、能力和物质手段构成的动态系统。

简介

  环境科学家、生态科学家、和相关技术专家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可物化成为各种清洁生产或环保仪器、设备。发展绿色技术就要加强环保和生态知识基础研究和教育、培训,以提高知识、技术水平。[2]绿色技术有四个基本特征。[1]首先,绿色技术不是只指某一单项技术,而是一整套技术。其次,绿色技术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绿色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最后,绿色技术和高新技术关系密切。绿色技术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根据环境价值并利用现代科技的全部潜力的无污染技术。绿色技术不是只指一单项技术,而是一个技术群。包括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回收技术以及环境监测技术和从源头、过程加以控制的清洁生产技术。根据着眼点,绿色技术又可分为以减少污染为目的的“浅绿色技术”,和以处置废物为目的的“深绿色技术”。

  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在政府法规、市场力量和公众压力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选择绿色战略,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生产绿色产品。企业之所以开发、应用绿色技术,主要是绿色技术负载经济价值。这些经济价值可能是显性的、货币化的,也可能是隐性的、非货币化的。

概念

  所谓“绿色技术”,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们能充分节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在生产和使用时对环境无害的一种技术。绿色技术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贡献使得绿色技术随着全球环保事业的全面兴起而逐渐成长。

  绿色技术又被称作环境友好技术或生态技术。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生态运动,是指对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这一概念的产生源自于对现代技术破坏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的状况的反思,可以认为是生态哲学、生态文化乃至生态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产业共同体的角度可以将绿色技术划分为两大类,辅助技术和核心技术。而绿色技术对产业共同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辅助类的绿色技术对产业领域生产过程的改造和创新,二是核心类的绿色技术对产业领域最终产品的影响。其作用的最终结果就是绿色技术通过在产业领域的应用和推广不断地推动产业的演化。

推广的历史必然性

  绿色科技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式提出绿色科技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客观地讲,是公害事件和环境问题使科学家认识到绿色科技的重要性。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类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来寻求一种新的技术体系,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绿色技术应运而生。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因水体、大气污染而引发的公害事件,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为: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3年—1956年的日本水俣事件、1955年—1972年的日本富山事件、1961年—1972年的日本四日事件和1968年的日本米糠油事件。这些污染事件都是工业污染导致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害事件有增无减,严重恶化了当地的生态与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环境问题,即所谓“贫困型污染”,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四个系统之间的恶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后,富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为5‰,而穷国的为21‰,人口压力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粮食、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人口的健康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难以提高,不能够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于不断开发的自然资源。一方面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很低,另一方面初级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较低价格出售,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没有摆脱贫困以前,就已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地荒漠、生态破坏、污染严重、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这些问题加剧了贫困,贫困又导致了人口数量过度增长、素质难以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环境价值观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表现为环境科学的出现,人们的关注点首先集中在污染治理方面。环境价值观渗入到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重视技术的环境效应使发展绿色技术成为历史必然。发展绿色技术,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经济价值

  绿色技术的经济价值包括三部分:

  一是内部价值

  指绿色技术开发者或绿色产品生产者获得的价值。如绿色技术转让费,清洁生产设备、环保设备和绿色消费品在市场获得的高占有率等。

  二是直接外部价值

  指绿色技术使用者和绿色产品消费者获得的效益。如用高炉余热回收装置降低能源消耗,用油污水分离装置清除水污染,使用绿色食品降低了人们的发病率等。

  三是间接外部价值

  指未使用绿色技术(产品)者获得的效益。这是所有社会成员均能获得的效益(如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也是绿色技术负载的最高经济价值。

与清洁生产的关系

  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清洁生产是关于生产过程的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清洁生产意味着对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降低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无疑地,清洁生产技术属于绿色技术,但绿色技术不能等同于清洁生产技术。

  假定在一个孤立、封闭的地理系统,生态平衡,没有污染。由于地理系统内部的居民一直使用清洁生产技术,从不使用任何污染技术,因此,地理系统中人与自然关系处于和谐状态。这时,清洁生产技术等同于绿色技术。但在地球表面,不存在严格孤立、封闭的地理系统。不同地理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地理系统的污染都会影响比邻地理系统。并且,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开始使用的技术具有高排放、高消耗和污染性质,造成了环境问题。正因为出现了环境问题,作为一种反思,才提出清洁生产技术概念。在已出现污染和地理系统呈开放的条件下,即使今后都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也只能部分解决环境问题。理由是,清洁生产技术只能防止未来的污染,而不能消除已存在的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洁生产技术只是绿色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绿色技术的全部。

  在功能上,绿色技术中的治理污染技术与清洁生产技术互补。治理污染技术是通过分解、回收等方式清除环境污染物,即解决存在的污染问题,而清洁生产技术是保证未来不发生污染问题。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局部自然生态也可能出现恶化,如沙漠化、泥石流、湖泊沼泽化等。自然生态恶化同样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因此,需要相应的技术来改善自然生态,如沙漠植草、土石工程、湖泊疏浚等。尽管这些技术属于常规技术,但在功能上应划入绿色技术。

伦理价值

  绿色技术负载着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强调防止、治理环境污染,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那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的观念已经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人是生物圈的构成要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结果不对称的互动关系。无论人的作用多么大,人对自然的影响只是改变自然的具体演化方式,不可能毁灭自然,更不可能消除自然的存在。但自然对人的巨大反作用就有可能毁灭人类,消除人类的存在。即使全世界所有的核装置同时全部爆炸,毁灭的是人类,不是地球。因此,在最高意义上讲,自然才是人的主宰,人只能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自然作为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任何影响最终都转化为对人自身的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也只是相对人而言。离开了人,自然界无所谓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

  人是生物经过亿万年进化的产物,是地球自寒武纪以来的演化方式造就了生命,造就了人。受人的生理特征所决定,人只能适应现阶段地球的演化方式或存在方式,而不能适应地球的其他演化方式或存在方式(如没有氧气,没有水)。因此,人类活动不应改变现阶段地球的基本演化方式,否则,地球基本演化方式的改变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以高消耗、高排放、易污染为特征的现代技术,奉行“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实践表明,现代技术正在改变地球的基本演化方式,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必须进行技术范式转换,由现代技术过渡到绿色技术,制止人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维持现阶段地球的基本演化方式。

  自然界的各部分紧密联系,地球表面不同区域之间相互影响。如果不加控制,点污染会发展为面污染,局部的生态恶化会逐渐影响到整个地球生物圈。绿色技术可以防止和治理污染,改善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绿色技术的开发、应用,总是在具体的区域进行。那些应用绿色技术的区域,环境问题就得到解决。具体区域环境问题解决了,就是对比邻区域的“生态支持”,对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如果所有区域都开发、应用绿色技术,那么,困扰人类几百年的环境问题就可望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美丽、富饶的地表自然。显然,绿色技术的开发、应用是一种善的行为,绿色技术负载伦理价值。

中国发展现状

  1996年制定的《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中,确定中国的环境保护重点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冶金、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纺织及医药。这些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占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90%以上。与此对应,中国发展绿色技术的主要内容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催化剂技术、分离技术、生物技术、资源回收及利用技术。

  中国的能源丰富,但地域分布不均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供应短缺与浪费并存。洁净煤技术是中国开发的比较成功的绿色技术之一。中国大力推行少污染开采、煤的液化汽化技术。以改善环境,节约能源,节约材料使用量,减少材料使用种类等为目的的材料技术也有较好的发展。中国引进并自主开发绿色新材料,如:可降解塑料、纳米材料、特种陶瓷、智能材料、工程塑料、绿色建材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发展应用的比较成功,主要是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在育种上的应用和信息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结合为主要途径,以培养超级木薯、超级水稻、短季抗病马铃薯、特种玉米、抗病小麦为代表的技术。到2008年,中国已获得转基因植物100多种,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世界领先的成果。比如,抗花叶病毒的转基因烟草,抗棉铃虫转基因棉花等。农业生态工程是21世纪初期中国兴起的一项以生物技术为主,结合多种技术的新型绿色技术,发展得也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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