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很快,“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席卷了数学研...[继续阅读]

    1971年,他被下放到无线电一厂参加劳动。这段经历对吴文俊日后选择研究方向,同样影响很大。吴文俊认为这是一个机遇: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去的是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继续阅读]

    自初入数学殿堂,吴文俊接受的都是西式数学的教育,直至1975年。1975年,在吴文俊的整个数学生涯中,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中国古代数学完全不入吴文俊的眼。在那之后,中国古代数学成了吴文俊心血汇集之点、精神凝聚之点。19...[继续阅读]

    中国的许多数学家都受过布尔巴基学派的影响,在法国留学的吴文俊则更是如此。布尔巴基学派形成于20世纪的法国。布尔巴基是个虚构的人物,布尔巴基团体的正式称呼是“尼古拉·布尔巴基合作者协会”,在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设有...[继续阅读]

    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使中国古代数学在新时代梅开二度,再现青春活力。中国数学的遗产,吴文俊曾在央视《大家》栏目中作过很精彩的介绍。吴文俊认为,中国数学从周公量日影发展到量子午线的限度,展现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清晰...[继续阅读]

    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非凡成就,吴文俊特别讲到了日高公式,即太阳离开地平面究竟有多高,又怎么算的问题。而弄懂日高公式,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厘清它在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吴文俊对中国数学的伟大贡献之一。日高公...[继续阅读]

    在吴文俊眼中,数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解方程,是老祖宗化难为简的伟大实例,是数学之美的伟大实例。中国数学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解决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所以用“术”这个方法,有步骤地进行,用一步一步的方法、算法...[继续阅读]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吴文俊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是东西方数学交流的历史状况。吴文俊曾特别讲到过“大衍求一术”。“大衍求一术”后来传到了国外,变成了“中国剩余定理”。1852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向欧洲介绍了《孙...[继续阅读]

    1978年8月4-8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主席召集全国33名专家教授在北京饭店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吴文俊也应邀参加。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吴文俊对当时的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记得,邓小平坐在那儿...[继续阅读]

    1978年,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严济慈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在新形势下,他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提出“育天下英才,创寰宇学府”的办学目标,领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