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以后的短短几年,冯其庸就名声鹊起,除了因为《历代文选》和文史研究方面的论文,还因为他大量脍炙人口的戏剧评论文章。京城的舞台比起他的家乡前洲镇的大多了,各种各样的戏剧演出从不断档,还常常有戏剧汇演和调演,除...[继续阅读]

    讲课,文史研究,戏剧评论,几个方面出击,冯其庸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开夜车对他来说成了家常便饭。连年累月如此,体力严重透支,他犯上了头晕病,心脏也出了问题。但只要稍好些,他就照常拼命工作。他在学术上的勤奋追求为他带来了...[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之初,冯其庸曾经跟随着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调到北京市新市委去,负责写作《北京日报》社论。1966年6月初,他奉命撰写了新市委成立后的第一篇社论:《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然而到了6月中旬,形势...[继续阅读]

    自从“反右”以后,由于文字而招来灾祸的冤案层出不穷,此种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登峰造极,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愤怨至极,灰心至极,不再做学问。有人把书也处理掉了,担心书籍会引火烧身。冯其庸则认定做学问无罪,国家和人民需...[继续阅读]

    1970年以前,冯其庸一直在红卫兵监管下“劳动”,时时遭受批斗。到这一年3月,他同人民大学的老师们被发遣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思想改造,落户在刘家站李下基村。初到这里,他曾赋一诗:三月一日,余自京...[继续阅读]

    差不多就在冯其庸研究曹雪芹家世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同曹雪芹家世研究一样,是研究《红楼梦》绕不开的前期工作,因为曹雪芹生前曾对《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继续阅读]

    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继续阅读]

    人们称赞一个人的科研与创作成果丰富,常说是“著作等身”,但真做到“等身”的很少。冯其庸撰写的书摞起来,却肯定超过一个人的身高了。下面笔者不避辞费,想开列一个书单,既不包括冯其庸较早出版的《春草集》、《逝川集》、...[继续阅读]

    任何一个时代的某一个取得辉煌成就的学术领域,都不可能是一两个人造就的,而必然是群体合力作用的结果。高原之上才会有奇伟的山峰耸出。冯其庸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除了自己著书立说,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体红学事业的发展。...[继续阅读]

    冯其庸治学,除了高度尊重文献资料,一切依据史料立论,绝对不作虚夸之说,绝对摒弃无根之谈以外,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格外重视实地调查,高度重视出土文物和地面文化遗存,认为书面文献与出土文物及地面文化遗存两者互相...[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