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鲁迅开始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师大)兼任讲师,后又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兼任教职。在女师大任教开始于1923年10月。1924年冬女师大风潮起。鲁...[继续阅读]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赤手空拳请愿的市民和学生,死伤甚众。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鲁迅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对北洋政府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他还愤怒地指出,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继续阅读]

    “三一八”之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五人,3月26日《京报》揭载段祺瑞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包括鲁迅在内。鲁迅在反动势力的威迫下,不得不开始避难生活。先在莽原社暂避,后到山本医院避难,之后又转移到德国医院,最后到...[继续阅读]

    由于环境险恶,鲁迅考虑到别处去。1926年7月底,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该校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8月26日下午离京乘火车南下,许广平同行。29日抵上海。9月2日离开上海,由水路去厦门。许广平去广州。4日抵厦门,住生物院三...[继续阅读]

    鲁迅去厦门前与许广平相约,沉默两年,专门教书,整理古籍。此前在《致李秉中》(260617)的信中说这次到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继续阅读]

    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和心境,他在《〈故事新编〉序》中有描述:“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然而,鲁迅在这里的生活是不平静的,一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纷纷南下“到...[继续阅读]

    1926年底,鲁迅得中山大学委员会信,邀请他去中山大学任教。于是辞去厦大教职,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17日抵香港,18日到广州,住中山大学大钟楼。在《两地书》中,鲁迅谈到去广州的想法:“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继续阅读]

    “教务主任”的纸冠鲁迅到广州,受到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中共广东学委副书记毕磊等人的欢迎。到中山大学后,鲁迅被委以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职衔。鲁迅在《在钟楼上》提到此事时说:“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一到...[继续阅读]

    鲁迅在广州才两个月便感到广州和10年前一样,是军人和商人的世界,所谓“革命策源地”,实则“红中夹白”。对此,鲁迅在讲演和文章中不无忧虑。1927年4月10日鲁迅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告诫人们提高警惕,防止“蛀虫”进...[继续阅读]

    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大屠杀使鲁迅极为震惊。“四一二”开始的大屠杀比起“三一八”时段祺瑞执政府的残虐险狠还要凶残十倍百倍。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面对恐怖,鲁迅...[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