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7 月15 日发布了《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一文,表达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本政府(按,指国民党政府)为代表全国民之利益,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国民革命,故在革命期间,本政府有督促全国民,加入国民...[继续阅读]

    在农讲所毕业后到1924 年年底,有关黄学增这段历史的记录史料似乎不多,除了上述提到的10 月20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56 次会议的记录及11 月5 日至12 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代表大会记录外,或者还可以考虑到11 月农讲所举行毕业...[继续阅读]

    经过宣讲员养成所、农讲所的理论学习,以及南路、宝安等地的党建工作、农民运动、国民革命等工作经历后,黄学增迅速成长起来,其工作能力获得了当时国共两党的认可,随之频频以政府代表身份时常出现在公众活动舞台中去。192...[继续阅读]

    中共“二大”明确指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6]1923年6 月,中共三大宣言继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民主革命,因此,“拥护农民的利益...[继续阅读]

    1925 年4 月2 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的廖仲恺发表《关于农民运动之通告》一文,内称:“查现在革命政府势力所及之地,已有协会组织者计二十二县,会员人数逾二十万。似此广大之民众,势不能无一指挥机关以为统率。章程上明...[继续阅读]

    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设想,每一年国民党都应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期(1925 年1 月)时,却正是孙中山北上谋求全国统一、正病卧北京之时,大会遂不能如期举行。1925 年5 月18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继续阅读]

    西方有学者谈道:“通过设想人类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状况,并成为自身存在的唯一主人,现代性向否认和排斥任何一种不满意和不公正的条件敞开了大门。仅仅由于假定的非人的或超人的起源或基础,任何一种痛苦在原则上都无法逃避谴...[继续阅读]

    根据1924 年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精神:“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加入国民...[继续阅读]

    有西方学者说道:“基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农民自己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农业周期的每个方面的实际知识,包括种植和收割每一种作物的最佳时间和地点等等。事实上,这种知识通常与经验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继续阅读]

    1924 年,在国共合作形成之后,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