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叙笔”，始于《明诗》
《文心雕龙》文论思想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1],这是刘勰“论文叙笔”的基本原则。关于“文”和“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写道:“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2]不管是论韵,还是论文采,诗歌都是典范,并且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文学样式。《明诗》作为“论文叙笔”的开端之作,正是按照刘勰《序志》篇中所提出的方法来进行结构布局以及论述的。
“释名以章义”,解释名称,彰显意义。《明诗》开篇就对诗歌的定义进行了解释。刘勰从经典和经学家的笺注中提取了诗歌的定义。《尚书·舜典》有“诗言志,歌永言”;《诗大序》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郑玄《诗谱序正义》有“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论语·为政》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刘勰用简短的文字总结概括了诗的定义和作用,诗歌抒发人内心情志,扶持人的品性,使人保持中正无邪。刘勰的解释基本是遵循儒家经典,这也是其“宗经”的结果和具体体现。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在解释了诗歌的定义和作用以后,刘勰对诗歌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的历史性梳理。所谓“原始以表末”,即推究起源,表明流变。而在这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列举则是必不可少的。刘勰对诗歌发展变迁历程的梳理,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采较为欠缺的商周以前诗歌。葛天氏时的《玄鸟》,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大唐》,舜时的《南风》,歌颂大禹功绩的颂歌,以及讽刺夏君太康失德的《五子之歌》。最初的诗歌年代久远,配上乐曲的乐辞是最早的诗歌形式,但已无从得知。尧舜时的诗歌也只能够做到文辞达意而已,“顺美匡恶”则是一个古老的诗歌主题。由于流传下来诗作的缺乏,以及诗歌文学性的欠缺,刘勰只是简要地进行了罗列。第二阶段是商周以来,秦汉以前,诗、骚崛起,诗歌文学出现第一个繁荣时期。“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明诗》),商周时期,诗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完备程度。雅、颂体制已经形成,《国风》《大雅》《小雅》《颂》作为“四始”,闪耀着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放异彩,而风、赋、比、兴、雅、颂等“六义”精密深厚,多少年来依旧有着不可撼动的文学地位。孔子和他的弟子谈论《诗》,从中获得修身立人的体悟。春秋时期,原创不多,《诗》依然广泛流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时期,吟诵诗歌是对宾客的尊敬,也是个人修养的体现,很多时候诸侯政客从事外交活动也多赋诗言志、听诗观志^[3]。继《诗》之后,又一重要诗歌形式诞生,那就是“骚”。战国时期,楚人心怀怨愤,便以《离骚》来进行讽谏。由于《辨骚》篇已经对《离骚》有了全面的论述,刘勰在《明诗》篇里便只是一笔带过。诗、骚两座高峰成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阶段是两汉时期,五言诗臻于完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的涌现开创了诗歌新局面。汉初四言诗有韦孟的《讽谏诗》,其匡谏之义与周人一脉相承;汉武帝时,柏梁台上君臣联句,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作诗没有固定的规则。汉成帝品评叙录,列朝臣篇章和民间诗歌三百余篇,如此完备的收录,却没有见到五言诗,于是李陵、班婕妤的诗作为后世所怀疑。由此,刘勰转向对五言诗的源流进行挖掘考证。《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已经有半章的五言了,童谣《沧浪歌》已是全篇五言,春秋时的《暇豫歌》,汉成帝时儿童唱的《邪径谣》,都表明五言诗早已有之。五言诗的翘楚是两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明诗》)。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创作愈发活跃,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瑒、刘桢等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诗,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创作的诗歌并不追求抒怀叙事的纤巧细密,重在写辞摹貌的清晰明了。第四阶段是正始到齐梁时期,诗歌的风骨逐渐削弱,描写日渐繁复,玄言诗、游仙诗、山水诗等相继盛行,诗歌走向另一种风貌。之所以将正始到刘勰时代划作一个阶段,不仅因为它们的诗歌创作有共同之处,而且这一阶段是“建安风力”开始衰弱,文坛弊病开始显现的时候。正始文学的特点是“诗杂仙心”,以何晏为首的玄学家,创作的诗歌大多比较浮浅。唯有嵇康、阮籍、应璩等的诗作在众人之上,隐约有建安文学的气质。西晋的诗歌稍微流于轻绮,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陆机、陆云等在诗坛齐名,他们的作品文采比正始更为繁复,风骨笔力比建安文学更加柔弱。东晋诗歌“溺乎玄风”,袁宏、孙绰以下,诗歌尽管也有文采雕饰,但总归是玄言一路,鲜有优秀作品问世,郭璞的《游仙诗》也算出类拔萃的了。宋初诗坛,玄言诗风逐渐散去,山水诗崛起,长篇的对偶,诗句的新奇,穷形尽貌,极力追新成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追求。正是第四阶段显现的文学弊病,驱使刘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着手总结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以期改变当下的诗坛流弊。
《明诗》篇的最后回到了“敷理以举统”的总结性陈辞。所谓“敷理以举统”即是指阐明写作的道理和各类文学的体制和规格要求。《明诗》对历代诗人和诗歌进行了比较分析,即“铺观列代”“摄举同异”,继而总结了诗歌创作的规律和道理,所谓“情变之数可监”“纲领之要可明矣”(《明诗》)。首先,不同的诗歌形式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四言诗和五言诗就有着一定的区别。四言被称为“正体”,以“雅润”为本;五言则是“流调”,以清新华丽为主。四言是《诗经》的主要诗体形式,代表了诗歌传统的正宗,雅正润泽是其主要的特点,而五言诗则是流行的体式,它清新华丽,成为抒情言志、驱辞逐貌的新载体。四言和五言并非格格不入、互不相融,有优劣偏颇,后世诗人各自继承了四言、五言创作上的优点,有的甚至兼备。第二,作家的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诗歌的风格。“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明诗》),诗歌的体式就那么几种,然而诗人的情思却没有固定的路数,性格也各不相同,根据诗人自身的气质性情来进行创作,很少有各体都兼长的。这一规律不仅在刘勰所列举的诗人中适用,对于千百年来的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例如李白的古体诗和绝句潇洒俊逸,自成一家;杜甫的七言律诗工整格高,沉郁顿挫,百世无匹。诗人的性情、情思对诗歌的创作有重要影响,这也是诗坛百花齐放、风格多样的重要因素。第三,诗歌不只四言、五言等样式,三言、六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形式也早已有之。同样作为诗歌领域内不同形式,其基本道理与四言、五言相似,也就不需要一一详细论述了。
《明诗》可以说是刘勰在《序志》中确立的文体论原则和方法的实践篇章,具有典范意义。围绕“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准则,刘勰在《明诗》篇中很好地论述了诗歌的发展流变,历代诗人诗作情况,并且总结了诗歌创作的规律。《明诗》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于一体,在文学史的梳理中渗透着作者的主观评价,在作者进行文学批评时又体现出客观的考证与梳理。因此,《明诗》不是简单意义的客观归纳和总结,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文学思想和批评主张,同样,刘勰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总结也是有限的,而通过他的梳理,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诗歌发展的认识,这是我们应该透过表面去做进一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