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祖国西南边区(主要指今黔、滇二省)没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而长期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状况相当模糊,尽管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以及《宋史》的有关篇章都曾有所记述,但除南诏、大理而外,对其余地区的民族情况要想梳理一个脉络概况都颇为困难。《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记载了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分布在黔州及其所管五十三个番州境内,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梳理唐宋时期“黔中道”内民族情况的线索。但遗憾的是,这个线索长期以来都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以致一些民族史作者在论述唐宋西南边区民族时除南诏、大理、吐蕃而外,对黔中地区则极为简略含混一笔带过,令读者深感不足。对这条史料我虽注意多年,但对其中某些名目还是长期没能得到适当的理解,所以一直没有着手研讨,现在已过去三十多年了,虽仍然没有取得满意的解释,但总算有了个初步看法,愿意在这里把它提出来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太平寰宇记》 黔州节的记载是这样:
控临番种落:牂牁,昆明,柯蛮,桂州,提光,蛮蜒,葛僚,没夷,巴,尚抽,勃傩,新柯,俚人,莫徭,白虎。
下面紧接着列了“管番州五十三”,分别列为“九州每年朝贡”“四十四州洞内羁縻州”,但都没有指出这些种落和番州的关系,所以对这些番州我们就不列举了,讨论中涉及各州的地理位置基本上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准,除特殊情况不另作考论。我们的讨论以《寰宇记》所载十五种落为主要对象,一是探讨各种落的族属,一是探讨各种落的大体分布,由于古代民族的迁徙较多,所以我们讨论的空间不限于这五十三个州,而所讨论的时间也不限于《寰宇记》所记的宋朝初期。这都是必须事先说明的。
我们先从昆明谈起。昆明现在是个地名,而在古代则多用为族名。现在民族学者都承认,昆明是彝语支民族的先民,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据古彝文典籍,其一世祖希孟遮在殷周之际,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这个“邛之卤”意即“大雪山脚”。我意是指今云南大理的玉龙雪山,此后就在滇西一带发展。据近世民族调查资料,云、贵、川、桂四省彝区都有洪水传说,其时代是在希孟遮三十一世孙笃穆俄(汉文献多译为仲牟由)时期,为避洪水他迁住于洛宜山,大概是今云南昆明东川地区的罗次山(也有人认为是川南会理、云南会泽、禄劝间的落雪山),他生了六个儿子,就是后世彝族六部之祖,称为六祖。贵州彝典说:“佐雅纪堵是六祖建立家园的地方。”注者说:“纪堵”意为“铜坑”,云南的东川不仅近世以产铜知名,在汉代也以产银铜著名(朱提、堂狼铜洗),在这里建立家园,和避洪水的洛宜山也相去不远,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大概在此后两百年左右,六祖子孙逐步形成六部,分别向四方发展,其长、次二子武、乍两部向天南发展,三、四二子糯、恒二部向天北发展,五、六二子布、默两部向中部发展。到唐宋时代,同属昆明之裔的乌蛮蒙氏和白蛮段氏,是武、乍二部之裔,在云南西部、中部先后建立起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并受到唐宋王朝的册封。在南诏大理的东面,今滇东黔西地区,还有几个各自为政的乌蛮部落,在《新唐书·南蛮传》中被称为“东爨乌蛮”,它说:
乌蛮与南诏世为婚姻。其种分为七部:一曰阿于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
阿于路当即彝典所称阿迂歹家,为默部之祖,住今东川。阿猛即彝典所称乌蒙家,为恒部之一支,住今昭通。夔山部疑在今威宁,为彝典所称乌撒家,是布部之一支。暴蛮之“暴”读“瀑”,与彝典所称“播勒”之“播”音同,当即播勒家,为布部之一支,在今黔西南安顺一带。磨弥敛,据 《元史·地理志》曲靖路沾益州载:“唐初置 (麻) 州,天宝末没于蛮(指南诏),后磨弥部夺之。”故磨弥敛当在今滇东沾益。彝典又言阿仲赤居沾益,然阿仲赤彝典以为白蛮,而《新唐书》以磨弥敛为乌蛮,不审当如何理解。卢鹿蛮,“卢鹿”即后世所称“倮㑩”,即彝族先民,唯不审此当为彝典所载何部?至于勿邓,据唐、宋史所载,当在今四川大凉山,勿邓部落的主体居民是么些蛮,为今凉山么些人的先民,其部分在唐代南迁云南丽江,为今云南纳西族先民,虽然也属乌蛮之一,但不属东爨地区,《新唐书》以之栏入东爨乌蛮实为不当(可参另文《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新唐书·南蛮传》中还有一些关于昆明的记载也颇值得重视:
开成元年(836),鬼主阿佩内属。会昌中(841—846),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别帅为滇王。皆牂牁蛮也。
这里“皆牂牁蛮也”一句显误,前既说是乌蛮鬼主,怎么又会是“皆牂牁蛮”呢?我认为这里的“也”字当为“地”字之误,这样就既正确而又很重要。此鬼主阿佩自余若瑔《且兰考》、方国瑜《彝族史稿》皆以为即水西《安氏谱》所载慕齐齐下第四十七世阿更阿委、《爨文丛刻·帝王世纪》所载第四十七世阿更阿文。此即彝典所称阿者家,是默部之一支,宋代称为罗氏鬼主,即元代的亦奚不薛,明代的水西。中心在今黔西的大方,黔西及黔西北皆为所统,势力最强大。这里的罗殿王,一般认为就是播勒家。这个“滇王”不知是乌蛮的哪一家,但从“其别帅”一词来看,其为乌蛮当无问题,其地当在罗殿王西滇东之地。《旧五代史》又载:
天成二年(927)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
这个普露静王一般认为即《元史·地理志》所称之普里部,元改普定府。普里部后或与罗殿国合二而一,故元《地理志》又言“罗甸(殿)即普里部也”。其余部落则罗殿、清州一带之小部落,其名与地皆不明,其族属亦不明,然当以昆明为多。盖《新五代史·楚世家》载:马希范天福五年(940)立溪州铜柱后,“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这个“都云”就是现在贵州的“都匀”,这表明最晚在五代后期,昆明部落已从黔西南发展到黔南偏东地区了。《新唐书·南蛮传》又载:
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813),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
这个昆明不是指上述东爨乌蛮部落,而是滇西大理的昆弥国(见《新唐书》及《通典》),昆弥东九百里正当唐黔中道西部,也正是牂牁西部。从上揭引文可知,元和以前已被“侵地数千里”,昆明诸部虽“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而实则寸土未还。据彝典所载各家发展之迹,以《且兰考》每世以二十三四年推之,其大力发展多在唐代,与此“侵地数千里”之文合。魏晋以后中央王朝不能有效治理南中,于是大姓兴起,争斗之后,建宁爨氏、黔中谢氏,各霸一方,然由于缺乏中央之支持,又要利用少数民族上层以为己助,且治术不佳,各地少数民族遂逐渐强大,最后乃为各地大姓取而代之,此南诏、大理、乌蛮六部,以及黔中杨、田、宋、彭之所以能均势二三百年也;至元蒙兴起,以强大武力,尽平诸部,而代之以土司制度,形势乃大变。
昆明彝族诸部除东向在黔中发展外,也北向在蜀南发展。据《且兰考》称,其祖赫德辉乃恒部之一支,东汉桓灵时自乌蒙东渡白水,击都掌、羿子、土僚而降之,依鳛部水(今川黔接壤地区之赤水河)而居,称鳛部,今四川泸州市南之古蔺县,彝典称扯勒部,即元明时期之永宁宣抚司。据史,北宋时,其首领与阿者家、芒部家(自阿者分出之一支,驻今滇东北之镇雄县)首领都曾和宋王朝在四川叙泸一带发生过冲突,互有胜负,但乌蛮部落终于为王朝和僚人所阻,没能继续北上。后经王朝招抚,恢复了和平通商关系。刘复生教授有《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一书,论之甚详,此不赘述。但需补充一句,都掌、羿子之名,现文献中最早见于唐代,说他们在东汉末就被赫德辉所降伏,可能不妥。又扯勒部之名当始于赫德辉后第十二世之墨者扯勒,当在南北朝时,由于他对该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世才会以其名作部号。征服都掌等部的很可能就是墨者扯勒。
除了东爨乌蛮向黔中发展外,居住东爨之西的南诏也曾多次向黔中用兵,这事常为人们所忽略,兹特抄录于下:
(牂牁酋长)赵国珍,天宝中(742—756)战有功,阁罗凤叛,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以国珍为黔中都督,屡败南诏,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部独宁。(《新唐书·南蛮传》)
长庆二年(822),云南入寇黔中(《新唐书》 作“黔中蛮叛” ) ……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蛮寇即退。(《旧唐书·段文昌传》)
酋龙立……乃陷播州。(《新唐书·南诏传》)
大中十三年(859),南蛮(即南诏)陷播州。(《通鉴考异》引《实录》载卢潘奏)
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通鉴·唐纪》咸通十四年(873)六月]
咸通以来,(南)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天下骚动,十有五年。(《新唐书·南诏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昆明族(包括南诏和东爨乌蛮各部)似乎是唐宋时期黔中地区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虽然记录简略,事迹不详,但他们占了牂牁国数千里的土地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昆明各部的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建立在攻打濮人、攻占濮地、濮城的基础上,古彝文典籍对此并不讳言,其对征服濮人的役使也不掩饰(彝文的“濮”即仡佬),实为汉文献所不及。但由于种种原因,恕我不能一一查考举证,彝典俱在,不难稽核。
但是,从历史事实上看,牂牁蛮才是黔中道原来地域上最大的主人。但这个牂牁蛮仅见于《唐书》,而《新唐书》则称之为“牂牁国”,无疑当是异名同实。但牂牁在汉晋时皆作郡名,南朝宋、齐、梁亦皆有,隋虽设而唐独无。且这个牂牁郡疆域变化也大,唐既无牂牁郡,所以《唐书》在叙说牂牁蛮时也无疆域四至,亦不言其居民族属,但言“首领皆姓谢”。此外,《唐书》还载有《东谢蛮》《西赵蛮》《南平僚》三传,除南平有僚称外,另二传亦但称之为“蛮”,并皆不言其为何种。但《寰宇记》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又明载“牂牁”,这就不能不对牂牁蛮的族属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探索一般从文化习俗着手, 《唐书》 说:牂牁蛮“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而 《唐书》 所载东谢之俗则多与僚同 “散在山洞,依树为层巢而居”,这是僚人所居之干栏。“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䜩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此 《北史》 所谓“僚王各有鼓角,使其子弟自吹击之……用竹为簧、群聚鼓,以为音节”之僚乐也。“丈夫衣服有衫袄,大口袴”,“大口袴”实即桶裙,僚人着桶裙,男女同制。这些风俗都是僚俗,则其人当即僚人。《唐书》又说:西赵蛮“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显然也是一个僚人聚居地。《唐书》又说还有个南谢、西谢,均无他语,凡谢赵所领,宜皆僚类。知名学者芮逸夫在所著《僚人考》中认为东谢、南谢、西赵、牂牁诸蛮,“其所属的部落,主要的当为土著的僚人”。这话是不错的。《酉阳杂俎》说:“僚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而埋之。” 《新唐书》又载黔中西南的琰州有“琰州僚”,明州有“明州山僚”(并见《南平僚传》)。黔西南本两晋南朝兴古郡地,不仅《华阳国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 《广志》也还说“僚在牂牁、兴古”,《永昌郡传》也说:兴古郡领九县,“九县之民皆号鸠民”。所谓鸠民、鸠僚濮都是僚人,于此可见黔中僚人之多。再从地理上看,据《唐书》,唐王朝以牂牁蛮置牂州,以牂牁蛮别部置充州,以东谢蛮置应州,以南谢蛮置庄州,以西谢蛮置矩州,以西南蕃大酋长宋氏地置蛮州,据谭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唐黔中道图,这些羁縻州其地都在沅溪水(今清水江、重安江)上游,据《元和郡县图志》叙州(亦名沅州、巫州)载:“沅溪水西南自僚部流入。”(《太平寰宇记·沅州》同)说明唐代把这一大片牂牁地区都视作“僚部”,说明《唐书》《寰宇记》所说的“牂牁”其实质就是僚人。
此外,《新唐书》载:“元和中(806—820),辰溆蛮张伯靖嫉本道督敛苛刻,聚众叛,侵播、费 二州,黔中、荆南、湖南讨之,三岁不能定。伯靖上表请隶荆南,乃降。”此辰溆蛮张伯靖,应即明清时期湘西仡佬族小张、大张之先民(今湘西称为仡佬苗,其中犹以张姓最为人众);在五代时,牂牁张万浚率其夷播七州附于楚国马希范(引见前),这个张万浚也可能就是张伯靖的本家。这说明唐代这支活动在牂牁辰溆的张姓也应是一支势力不弱的僚人。
唐代黔中僚人虽犹众多,但由于发展滞后,武力不竞,故谢氏各部在晚唐渐行衰落,其辖地也多为昆明诸部侵占。但谢氏虽衰,而僚人中有宋氏乃渐渐兴盛,《新唐书》载:“建中三年(728),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请)与诸谢朝贺,德宗以其国小不许。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礎,以州接牂柯,愿随牂柯朝贺,礎奏牂、蛮二州,户望力强,为邻番所惮,请许三年一朝,诏从之。”这个宋鼎就是元代“雍真葛蛮”和“新添葛蛮安抚司”宋氏之祖,明代水东宣慰司宋氏之祖。《寰宇记》黔州十五种落中的“柯蛮”应当就是这个“葛蛮宋氏”。《旧五代史》载:天成二年,有个“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应当也是宋鼎的家族,他能率领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的使者等一百五十人进贡王朝,看来还是颇有影响力的。但古代黔中僚人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又人多支系众,分布辽阔,方言各异(今天仡佬族仍是人数不多而分布广、方言多的民族),所以在《寰宇记》黔州十五种落中就有七个是僚人别部的异称。除上面已谈过的“柯蛮”外,还有“葛僚”,这个名称的读音与今仡佬族 安顺地区通行的仡佬语黔中方言的自称全同;但在唐代 《元和郡县图志》 在湘西地区的锦州洛浦县已载其地有“仡僚”,也与葛僚、仡佬同,《新唐书·南蛮传》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亦与上二地全同,但相距千里以上,当是这名称用得最为普遍。
在这里准备讨论一下播州杨氏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杨氏就是唐代“戎泸葛僚”发展起来的一支。播州是在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一片地域,“其地介川湖贵竹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蒙茸镵削,居然险奥”。被认为是古代蜀越孔道,军家重镇。根据文献,播州杨氏土司自唐末入播,到明被削,统治播州七八百年,南宋以后,经济文化都有着相当的发展,宋元时期中进士者达九人之谱,及至明代更渐强大,升至宣慰司之职,为土司中的最高级别,并成为西南四大土司(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一,最后竟恶性膨胀,发动叛乱,王朝动用了三省兵力才平定下来,这在明代历史上也算是一件大事。但这个杨氏土司是哪个民族人士,学者间迄今还是各执一词。在过去,由于明代著名学者宋濂给他们写过一篇《杨氏家传》,影响很大,官私文献多因以为据。到1940年,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时任教于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曾写了一篇 《播州杨保考》,对宋氏之说做了有益的考辨。1982年,贵州民族学院把谭氏这篇宏文重刊于该院的学报,并由谭氏写了一篇《后记》,不仅对原著进行了补充,而且也对原作中对民族问题的论点作了一定的修改。谭先生的原作和他的《后记》都写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很好的史学论文,由我来节介,还不如直录他的原文。
《后记》归结了原著主要论证的两点:“一,宋濂的《杨氏家传》以播州杨氏族谱为本,说杨保首领杨氏的始祖杨端‘其先太原人’,唐末入播据有其地,五传至北宋时杨昭,无子,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曾孙持节广西与昭通谱的杨充广之子贵迁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这是杨保汉化后的依附虚构之词,不可据为信史,其他与杨端同时入播的杨保首领,有罗氏等九姓亦称系出太原,另有杨氏等七姓分别称出自广平清河、抚州宜黄、交城、凤翔岐山,情况应与杨端家族相同,都不可信。”“二,杨保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市)、叙(治今宜宾市)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应为罗族(今称彝族)的一支。”对前一论点和后一论点的前半,《后记》都用出土文物的资料作了补充,很可信据,读者如有兴趣,可取来参考,恕我不再摘录。他对第二个论点的后半“即杨保系罗(彝)族的一支的说法”,“自己觉得论据比较薄弱,论断不一定可信”,“我在这篇文章写成后若干年,曾一度产生过杨保可能是古代僰人后裔的一支的想法”。对谭先生的这个修改,我衷心地表示支持,并因他说,他曾“找到了几条有利于证明这种想法的资料,现在记不起了,找不到了,因而目前也就无法作进一步的考索……只得深切地寄希望于治西南民族史特别是贵州的民族史的同志们”,因此,我愿意尽我驽钝之力给谭先生的想法提供几点具体补充:一,自秦至南齐都在今宜宾市设置僰道县,《说文解字》说:“僰,犍为蛮夷也。”说明这个僰人不仅居于僰道,而且分布在犍为郡的各地,从秦到明在宜宾地区都长期存在(见另文《僰为僚说》)。但这个僰人的族属,学人间却有不同的看法,或以为白族(僰蛮),或以为傣族(僰夷),但这两种说法都出现在元朝以后,用以解释元以前僰人史料都会扞格难通。因此,我坚决认为“僰”的古音读“濮”,读“白”是个误会,因此僰人就是濮人即僚人(参见另文《僰为僚说》《略说仡佬族自称的演变》)。二,自唐才开始有彝族迁入这个泸叙地区;《新唐书·南蛮传》载:“咸亨三年(672),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同传又载:“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其地在今凉山州东界雷波、金阳一带,“鬼主”为古代彝族首领称呼。宋代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在唐为殷、驯、骋、浪四州,其酋董氏,隶戎州都督府。”(《宋史·董蛮传》略同)这个马湖蛮一直到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改流,马湖府才撤销。这支彝族,在唐宋时期只称为昆明(或乌蛮),从来未见称之为“罗”者。三,自成汉时期“僚人入蜀”以后,这个地区的僚人变得复杂起来,不仅有原来的僰人,而且又来了从牂牁北上的僚人,所以《新唐书》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此外,《宋会要》又载:“叙州既外擅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原讹作‘棘’)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这样,氏族部落便多起来,唐宋王朝都在这块地区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部分属叙州,部分属泸州,分载《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谭文有考,兹不具录,但《寰宇记》有几句重要的话谭文未予征引,是为憾事。
《寰宇记·戎州》说:“(蛮夷州)十六州,管七十六县,在南广溪洞内,并是诸僚。”其实泸州所属各蛮夷州,据《寰宇记》,亦多为招僚所置,其中当然也有昆明部落,故《宋史》 “泸州蛮夷”既述乌蛮首领得盖、仆夜(阿者家)、晏子、沙取、鳖弊(芒部家)、甫望个恕、乞第(扯勒家) 等,又述及俞州僚、罗苟夷、罗个牟族、罗始党等僚事。而“南广溪洞”则可认为全是僚人(“并是诸僚”),《宋史·蛮夷传》有“南广蛮”条,显即此“南广溪洞”的僚人。四,僚人文化滞后,《北史·僚传》犹谓僚“无姓氏之别”(《周书》作“不辨姓氏”),南北朝时僚人还保持其原始状态。《寰宇记》“昌州风俗”言“无夏风,有僚风……以生处山水为姓名”。“荣州风俗”也说:“夏人少,蛮僚多……姓名颠倒,不知礼法。”是到唐代僚人已在夏人影响下发生变化,知道用姓名了,但还不规范。宋末的《文献通考》说:“僚蛮不辨姓氏,所生男女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改,妇人阿夷、阿等之类,今稍从汉俗,易为罗、杨等姓。”[2]是僚人在宋代又大大进步,已与汉族同俗了。《宋史·南广蛮》中有很清楚的例证: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疑当作“南”),为州十四。大观三年(1109),有夷酋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其地内属,诏建滋、纯、祥三州,后皆废。前言“南广溪洞,并是诸僚”,则夷酋罗、杨、李三人是僚,且与《通考》全合。《舆地纪胜·南平军》又载:
播川县,在军正南三百八十里,故播州也。大观二年,以播州杨光荣纳土置播州三县,倚郭曰播川。宣和三年(1121),废播州为播川县,来属。
纳土置播州的杨光荣,应即上揭南广夷杨光荣,同时同名而地又相近,不宜别为二人。民族部落强大以后一人领有数部之事亦非不能,盖南广为杨氏故土,播州为杨氏开拓发展之新地,同时领有亦理所宜然。据上述四点,不难看出谭先生所提出播州杨氏(包括整个杨保)是从叙泸边徼向播州发展的少数民族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只给他论提供了作进一步论证的资料。谭先生关于杨氏是古代僰人后裔的想法也是基本正确的,我只用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把论点说得更清楚、更确定其是僚人而已。由于杨氏来自叙泸,叙泸僚人称“葛僚”,故在“葛僚”这个题目下谈这个问题。至于杨氏土司在宋明时期的发展,谭文论之已详,毋庸赘述。
“勃傩”也是唐宋僚人称呼的一种,他和“木佬”的读音很相近,虽然现在把它作为一种汉称,但它很早已被写作“木娄”[3]、“木摇”[4]、“木僚”[5],很可能还是从它的自称(qa24o42,lei35o33)转化而来的。现在主要居住在贵州东部的凯里、黄平、都匀、福泉等地,人口有三万多。而在历史上它曾住在黔西的水城、大方等地,木佬语和黔西仡佬语“存在着亲密的渊源关系”[6],《仡佬族简志》认为“是仡佬语的另一种方言”。它虽然早见于元代,还参加过宋隆济的反元斗争,但在唐宋时代仅在《寰宇记》中一见其名而已。
现在再说“尚抽”,此词疑为《溪蛮丛笑》中“曹首”一词之音转异写。《丛笑》说:“仡佬(或作‘伶佬’)之受犒如熟户之徭,既纳款听命,纵其出入省地,州县差人管辖,或许自推,首名曹首。”“曹首”一词意为群众首领,音转为“尚抽”,此当为五溪地区对僚人熟户之特称,于他处未见。
现在再来看“巴”和“白虎”。这里的“巴”不是指古代“巴、蜀”的“巴”,因古代巴蜀的“巴”,其中就应包括“板楯白虎”,而《寰宇记》在这里是把“巴”和“白虎”并列的,这个巴显然就只能是廪君之族了。但是,廪君却并不是僚人而是蜒人,关于蜒人的问题,我们下面要专门谈说,由于廪君和后来的蜒人似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以分开来说。而且《寰宇记》既将巴与白虎相提并论,而我们在讨论时所使用资料也多是两者相提并论,所以不妨一起讨论。大家知道,廪君族的活动主要是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来发展到“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之地,但和我们讨论的黔中道无关,暂且放下,我们只谈和黔中道有关的。首先要指出在六朝晚期廪君族有部分向姓族人和部分田姓、冉姓盘瓠族溯长江进入三峡地区,但被北朝的周国派兵打败,未能深入川中。《寰宇记》说的“白虎”,就是板楯蛮,又称賨人,它主要活动在川东长江以北地区,南北朝时大量进入中原,活动在陕、豫、鄂接壤地区,我们也暂且放下,只谈其有部分跨过长江进入黔涪地区。但这些事仅见于宋代的记载:《舆地纪胜·涪州风俗》 引 《涪州图经》:“其俗有夏、巴、蛮、夷;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巴和白虎肯定都曾进入黔涪地区,但文献上没看到他们有什么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去川东南涪黔一带考察,得知彭水县有“庹”姓千家,酉阳县有龚滩,并得闻有龚姓蛮王的传说,庹、龚为白虎賨人七姓之二,这说明白虎确实进入黔中。清世《黔苗图说》中各地有的苗族和仡佬族还保有崇拜老虎或白虎的习俗,以文字简单,未作调查,不知与此白虎有关否?在黔江县,闻县内马喇湖有座樊祠庙,系樊姓家祠,古世尝有杀童男童女祭祀之俗,本拟前往参观,以祠庙已荡然无存而罢。然樊姓系廪君五姓之一,而人祀又廪君族古习,巴人曾入黔涪当也无疑问。白虎賨人系先秦古族,至宋之《涪州图经》犹以少数民族视之,然自此以后已不再见视为少数民族的记录,其七姓之庹、昝二姓之遗裔虽至今犹存,不仅无以少数民族视之者,恐其裔孙亦不自知其为古族之孑遗了。廪君之裔则略异,余上世纪曾在鄂西见得向、覃二姓之家谱,皆明言其为廪君之后,唯民族语言已失传,人祀之事亦尚明载于《宋史·蛮夷传》。富州酋首向万通家,而民间亦于百年前始革此陋习而以巫师破其头皮之血为祭。近世虽犹共认其为少数民族,唯为潘氏之说所误而划入土家族了[7]。白虎賨人于晋后郭璞在《上林赋注》称之为僚人,《魏书》《北史》在《僚传》称之为“北僚”,故附于论僚人之后;至于巴人,虽有学者言其“又有僚称”,然无实据,仅以《寰宇记》以之与白虎并列,故附于此。
其实,除了黔中诸羁縻州外,黔北地区的僚人也是很多的,张华就说过:“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唐宋王朝在这一带建立的思、费、夷、南、珍、溱等经置州,也多是招抚夷僚所置,唐《十道志》、宋《太平寰宇记》都多有记载。在黔东南,据田曙岚先生说:“现在的台江、剑河、三穗、镇远……的苗族都自称为‘濮’,凯里、炉山、黄平、雷山等地的苗族则自称为‘仡偻’。”说明这里的濮人(僚人) “大量地融合于自东向西迁徙的苗族先民中”[8]。至于黔西南和黔南,北盘江被彝族称为“濮吐珠益”,意为“濮人开通的江河”,古彝典中还载有个“濮吐珠益家”。南盘江则有相当部分包在古兴古郡内,本为多鸠僚之地。在两盘江合流后的桂黔界上的红水河,“沿岸居住的布依族、壮族,用民族语言称仡佬时,含有‘主人’之意”[9]。至于镇宁、安顺布依族中传说他们的先民初来时和仡佬打仗占其人地的故事,德人鲍克兰《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也有清楚的描述。结合各方面的资料表明,古代僚人的分布可说是遍布于黔中道。
现代苗族是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族,并且占到全国苗族的一半以上,分布既广,支系又多,但在《寰宇记》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中却无明确的记载,嗣忆及先秦三苗长期活动在洞庭彭蠡之间,战国后南移长沙、武陵,亦皆在黔中之东,至宋始大举入黔中而西[10]。苗族名号,汉唐间皆名为盘瓠,宋元后苗名始起,元明后乃大盛,而《寰宇记》写作时,苗人尚未大入黔中,而又值“盘瓠”与“苗”二名交替之际,故《寰宇记》所采用的“没夷”一称实为一前人不知、后人不用之名,故学者皆不晓也。上面谈到南北朝末有盘瓠蛮田氏、冉氏溯长江进入三峡地区,在唐初割据巴东的冉安昌就是其首领,其势力自川东南下经黔州进入思州而与五溪相接。《元和郡县志》载:“辰州为汉盘瓠蛮所居……谨按: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次东南朗溪,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辰州界也。”《寰宇记》黔州彭水下载:“一说五溪蛮皆盘瓠子孙,自为统长,故有五溪之号焉,古谓之蛮蜒聚落。”樊绰《蛮书》引《广异记》载盘瓠之裔“今巴东田、雷、冉、向、蒙、文、叔孙是也……盘瓠皮骨,今见在黔中,田、雷等家时祀之。”此巴东指隋唐之际的巴东郡,自今湖北之秭归至今重庆之丰都沿江一带。《蛮书》又载:“黔、涪:蛮、夷、巴、夏四色苗众……夷蜒居山谷,巴夏居城郭。”[11]说明唐代在今渝黔地区的黔、涪、思三州和湘黔接壤的五溪上游都已有苗族居住,但还没有进入贵州省的广大地区,地域不算太大,难怪《寰宇记》在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中只有一个“没(mei、mo)夷”。用“没夷”来表示盘瓠苗族,在文献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是从现代苗族支系的自称的比较中得来,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苗族”条所载,现在苗族“自称‘牡’(mu)、‘蒙’(meng)、‘摸’(mo)、‘毛’(mao),有的地区自称‘戛脑’‘果雄’‘袋叟’‘答几’等”。“没夷”的“没”读mo,和苗族前面几个自称都音同或音近。自称与“没”音相同的苗族支系是较多的。因此《寰宇记》用黔州控临的“没夷”来理解苗族先民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自称为“没”的苗族现今主要住在黔东南、黔南和黔西北和滇东北及川南一带,而据川滇黔地区苗族民间流传的迁徙歌,说明他们是从原住的长江中游溯沅江经安顺进入黔西北,再进到滇东北、川南等地,其时间大致在“赵家天子,杨家宰相”时期,是用“火炮”把他们打败的,其时代当不得早于北宋,所以 《宋史·蛮夷传》记载西南蛮夷史事虽多,但除五溪地区外却也没有见到苗人在五溪以西的活动,应当是苗族在宋代黔中还没有形成大面积和大量人口的活动,所以在文献上就没有反映。在隋唐时期进入思、黔地区的田姓苗人却日益兴盛,其中以北宋的田祐恭最为知名。明清以来黔东五溪一带苗族田姓都自认为是祐恭之后,思州田氏后来成为西南四大土司之一。祐恭之为苗族,史有明文,或以为是汉人,误也[12]。
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有一个“提光”,又或作“提拖”,皆误。《舆地纪胜》引作“提馋”,是为正者。《寰宇记》“邕州风俗”言:“提、馋 、俚、僚,有四色语,各别译而方通。”据此,“提馋”一词显当分读。据《隋书·地理志》,“馋 ”为百越之一,学者都以为馋即今之布依族,盖“馋”音“yi”,与“依”“夷”同音,所以布依族又称“夷家”,布依族又有部分自称“布仲”,“布仲”是为“布壮”的音转,故又称“仲家”。汉昭帝曾分割象郡部分地区与牂牁郡,即今黔东南及南部与桂北接壤地区,古代所居皆为越人,当即布依族先民。“提”音“di”,与“岱”(dai)读音基本相同,今壮族中有一个自称“布岱”的支系,应当就是“提馋”一词中的“提”,布依语与壮语属同一语支,所居地近且有混杂,故 “提”“馋”并称。据地方史载,五代时楚王马殷曾率邕管柳州兵讨两江溪洞,后留戍黔南,遂流为夷。民间也传说布依先民至安顺等地约为八百年至一千年,与此亦同。这时北迁者应为数更大,且有更北至今贵阳、安顺以北者,宋初号五姓蕃(龙、方、张、石、罗),元符以后又有程氏、韦氏,皆附五姓,号为西南七姓蕃。元时又增卢蕃,遂为八蕃,从而设置八番顺元蛮夷宣抚司,《宋史·蛮夷传》中载此等番人活动甚多。学人中有以布依在唐时已北至黔地中部者,此说可能不确(参另文《略说仡佬族自称的演变》)。
十五种落中有“蛮蜒”,但“蛮蜒”的“蛮”是个附加成分,没有实际意义,“蜒”才是民族名称。《隋书·地理志》认为“蜒”是古百越之一,学界都认为“蜒”是今侗族的先民,这个“蜒”字又或写作“诞”“延旦”“蜑”“但”,都是由于他们自称“干”,寄音不寄形,因时地不同所以有各种写法,他们又自称“更”或“金”,古代又写作“伶”,或“仡伶”“仡”“仡偻”。又因他们是西瓯的后裔,所以又有“乌浒”之称。“伶”字速读“里”,故又称“俚人”。侗称起于明代,字或作“峝”“峒”“硐”“侗”,这是个晚起的他称,所以《寰宇记》作“蜒”不作“侗”。这个名称虽晚起,但用得普遍,本民族也接受,于是就成为法定族称了。“蜒”称起得很早,战国末的《世本》就记载了“巫诞”,巫地之蜒,也就是汉魏六朝的廪君族,“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但近世学者却把这段关系斩断了,认为廪君是土家族的祖先,这里就不多谈了。这个蜒字一直到清代还有学者用来记录广西三江的侗族,《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叙州》引盛宏之《荆州记》载:“舞阳乌浒万家,皆咬蛇鼠之肉,能鼻饮。”叙州又称沅州、巫州,地跨今黔、湘、桂接壤地带,为侗人众多之地区。叙州又载所属“朗溪县汉镡城县地”。据《山海经·海内东经》:“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是叙州当为古象郡之地,也是百越民族所居,侗族也可能很早就住在这里了。十五种落中之“蛮蜒”“俚人”正当指此而言。宋代文献关于侗族先民的记载更多,陆游 《老学庵笔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偻,有山徭。”朱辅《溪蛮丛笑》载:“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今有五:曰苗,曰徭,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蛮夷传》也载了不少沅州、靖州伶人的活动,现侗族聚居区流行着“祖公上河歌”,描述侗族先民从梧州沿着桂水进入黔中,歌中地名几乎全是唐代地名,看来唐代是侗族的重要迁徙时期。明代他们已北到重庆东部的酉、秀、黔地方,被称为“南客”,另支又北至鄂西南地区,但他们现在很多人似已忘了这段历史,变成苗或土家族了。
现谈“桂州”。“桂州”本为地名,南朝天监六年(507),立桂州于苍梧、郁林之境,无定理处。大同六年(540),移桂州治所于今桂林市。唐武德四年(621),置桂州总管,后统辖达十七州之多,而桂州刺史所统亦达十县。古代文献中常有用地名以冠民族称号的习惯,如长沙武陵蛮、澧中蛮等。此桂州也应是一个曾居于桂州的少数民族,但此“桂州”究指何族则需探讨。盖桂州古为越地,秦平南越设南海、桂林、象郡,虽同为百越,但随时代的推移而发展为多支。南朝始有桂州之设置,隋及唐初虽偶改为始安郡,然随即恢复桂州之名,且长期置桂州总管,管理十多州,其中有蒙州,隋地属桂州之隋化县(《元和志》)。唐武德五年置南恭州,贞观八年(634) 改为蒙州,以“州东蒙山,山下有蒙水,居人多姓蒙,故也”(《旧唐书·地理志》)。这个蒙姓居民是在什么时代居住于此已不可考,但从山称蒙山、水称蒙水而州又称蒙州来看,他们居住在这里应当时间已久远了,而且人口也不少,我们认为桂州的这个蒙姓应和《宋史·蛮夷传》所载居今黔南桂北接壤地带大环江、小环江上游的抚水州蛮、环州蛮的蒙姓有密切关系。《宋史》载:
抚水州在宜州南,有四县:曰抚水、曰京州、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
环州蛮区氏,州隶宜州羁縻,领思恩、都亳二县(《通典》作“正平、福零、龙源、饶勉、施恩、武民、歌良、蒙都八县”,《新旧唐书·地理志》同,唯“蒙都”《新书》 作“都蒙”,《寰宇记》稍异。《宋史》及《寰宇记》有“都亮”“都亳”,疑皆误,当为“蒙都”)。有区希范者,思恩人也,景佑五年(1038)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讨安化州叛蛮,继而……二人皆觖望,希范与正辞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赶荔波洞蛮谋为乱……择日杀牛建坛场,祭天神,推蒙赶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皆北向再拜,以为受天命,又以区丕绩为宰相,余皆伪立名号。庆历四年(1044),率众破环州,有众一千五百人,宜州捉贼李德用从韩婆岭击却之,前后斩获甚众……余党悉平。
抚水州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载于江南道羁縻州,《寰宇记》所载稍详,为岭南西道宜州所管羁縻州,所辖县与《宋史·蛮夷传》 同,一镇之名则异。环州见新、旧《唐志》,亦见《寰宇记》,《宋史》“抚水蛮”条明记其酋皆蒙姓,环州蛮则无此记载,然环州所属县有蒙都,或作“都蒙”,其地蒙姓当也颇众,且所载区希范反叛事虽其主事者为区希范,然必推白山崖酋蒙赶为帝,是蒙姓于环州势力亦颇强大。特别是区正辞称桂王,区希范称桂州牧,这是值得注意的,这和我们所讨论的“桂州”应当是有关联的,我们认为抚水州及环州是以蒙姓为首的族群很可能是从居于隋代桂州(后称蒙州)地区的蒙姓族群中西迁而来。民族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常有的事,由于他们来自桂州,当地的土著很自然地会称之为桂州人,既久之后其人便也自然地以桂州自称了。二区之所以自称桂王、桂州牧,显然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因此,《寰宇记》黔州控临番种落中的“桂州”实际所指便是《宋史·蛮夷传》中的抚水州蛮和环州蛮,亦即今水族的先民,他们跨居黔中道和岭南道二道边缘接壤地区,抚水州属黔中,环州属岭南,所以黔中道认为桂州是其所辖的民族种落,也是不错的。但据《宋史》所载,即便在宋代他们也只活动在黔桂接壤地带,有学人认为水族先民在唐代已居住在东谢地区,但这个说法没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莫徭”就是现今瑶族先民,源出盘瓠蛮,在汉晋南北朝时文献上虽然记载了盘瓠蛮的活动,但几乎没有一条可以断定是指莫徭的。“莫徭”一名最早见于《梁书·张缅传》附《张缵传》,他在梁大同九年(543)任持节、都督湘桂东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也有“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故以为名”,及至唐世,关于“莫徭”的记载更多,诗人杜甫、刘禹锡、常建等都有韵“莫徭”的诗句,但其住地均在湘粤之境。到宋代,关于“莫徭”的记载更多了,但已很少用“莫徭”一词而改用“徭”称,活动地域也远较唐代广阔,《宋史·蛮夷传》载:“蛮徭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徭人。”仁宗庆历时徭人内寇,乃诏湖南安抚转运使得便宜从事,于是杨畋等八路入讨,不仅“捕斩甚众”,且“将不曾作蛮贼人户尽底驱逐,散入广南东西路,失其巢穴”(《长编》卷一五七)。于是徭人大量向广南迁徙,徙西路者尤多,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之綦详。北宋时,在今黔东南与桂北接壤的从江一带,也有少部分徭人(见《宋史·陈遘传》),这一地区至今一直有徭人居住(他们又传说是从广西北迁而来),《寰宇记》所说黔州控临十五种落中的“莫徭”应当就是指此,但仅此而已,无他活动。
最难疏解者唯“新柯”,意此“新柯”或为“沙卡”之异写,我曾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 知湘西土家族有多种不同的称呼,在自称“毕兹卡”外,又自称“毕基卡”“弥兹卡”,而保靖县土家人称龙山县土家族为“虎祖卡”,龙山土家人称保靖土家族则为“沙卡”,或“卡夏卡”“卡树卡”。其“沙卡”一词的读音与“新柯”相近,“新柯”当即“沙卡”的异写。《元和郡县志·辰州》 载:“辰州,蛮、戎所居也。”蛮为盘瓠之族,而“戎”则当为称“沙卡”之族也。盖土家为古羌戎之南迁者,故称之为“戎”。唐代所载虽略,而《宋史·蛮夷传》 载土家酋领溪州彭氏之事则颇详,人多势众,十五种落中不当遗其名号,十五个名号中只此“新柯”与“沙卡”相近,乃以之为释,然证据薄弱,不敢以其必当也。但学人或有以巴人为土家先民者,然此实为不经之谈,余有《谈土家族的族源问题》和《魏晋南北朝的“蛮”》二文专门讨论土家族和廪君族关系问题,可供参考。
综上所释,《寰宇记》黔中控临番十五种落中竟有一半都是僚人(七个),表面上看比重是大了些,但应当说这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宋明以后,僚人逐渐衰落,人口日益减少,从唐黔中道中的第一大族降而为现今“黔中道”中人数最少的世居民族,人员到哪里去了,主要是与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和被封建统治者强制同化所造成,应当说这也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