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在公案剧方面的成就,可以以《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下称《鲁斋郎》)为代表。有的人看到《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关剧没有这一本,因而怀疑它出于无名氏的手笔。这种怀疑是没有充分根据,难以教人信服的。明人臧晋叔编《元曲选》,将该剧的著作权归于关汉卿,不会是空穴来风。
——第四折
这是一个情节较为复杂的剧本。鲁斋郎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权豪势要”。他经过许州,偶然看到银匠李四的妻子张氏很美,便将她抢回了汴京。李四追到郑州,因气急心痛,倒在地上,被六案都孔目张珪遇到了,将他领到家中,要自己懂医道的妻子李氏给治好了。李四便和李氏结拜了姐弟,并将自己的灾难告诉了张珪。张珪听到是鲁斋郎干的坏事,知道无法伸冤,便给李四一些路费,让他回了许州。李四回到家里时,男孩喜童、女孩娇儿都已不知去向。不久,张珪也遭到了和李四同样的厄运。鲁斋郎逼着他将自己的妻子李氏献出去。那时,李四的妻子张氏已经被鲁斋郎玩弄得厌了,便将她赏给了张珪。在张珪将妻子李氏送到鲁斋郎那里去时,他们的一双儿女金郎、玉姐也失散了。他回家后,李四正赶来探望结拜的姐姐和姐夫,出乎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被鲁斋郎夺去的妻子张氏。张珪便让李四夫妻重新团聚,自己却出家做了道士。原来,失散的两家儿女都是包公收留了。十五年后,他们都在包公培养之下,长大成人,喜童中了状元,金郎中了进士。鲁斋郎也被包公用计斩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李四、张珪两家夫妻儿女都团圆了。并由包公主持,让喜童和玉姐、金郎和娇儿结了婚,张珪也还了俗。
在这个剧本中,关汉卿对当时蒙古贵族统治者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控诉,也反映了人民要求改变那种现实的强烈愿望。像鲁斋郎这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形象,显然是当时贵族统治者的写照。“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1]从这几句上场诗中,作家已经勾画出了这一恶霸的面貌。但他的威风和势力,更多的却是透过张珪对于他极端地畏惧而间接地描绘出来的。张珪并不是像李四那样的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位六案都孔目,平日间也是个高踞在人民头上,向人民进行敲诈的家伙。如他自己说的:“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了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2]可是当李四向张珪诉说鲁斋郎抢走他的妻子时,他却赶紧掩口道:“哎哟!唬杀我也……这言语再也休提。”[3]但是,张珪的畏惧并不能使得自己得到幸免,鲁斋郎的主意竟然打到他妻子身上了。作为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他痛苦地然而顺从地将妻子献给了鲁斋郎。
(末、旦叩见科。)(鲁斋郎云:)张珪,怎这早晚才来?(正末云:)投到安伏下两个小的,收拾了家私,四更出门,急急走来,早五更过了也。(鲁斋郎云:)这等也罢,你着那浑家近前来我看。(做看科,云:)好女人也,比夜来增十分颜色。生受你,将酒来吃三杯。(正末唱:)
〔四块玉〕将一杯醇糯酒十分的吃,(贴旦云:)张孔目少吃,则怕你醉了。(正末唱:)更怕我酒后疏狂失了便宜。扭回身刚咽的口长吁气。我乞求得醉似泥,唤不归。(贴旦云:)孔目,你怎么要吃的这等醉?(正末云:)大嫂,你那里知道,(唱:)我则图别离时不记得。
(贴旦云:)你这般烦恼,可是为何?(正末云:)大嫂,实不相瞒,如今大人要你做夫人,我特地送将你来。(贴旦云:)孔目,这是甚么说话?(正末云:)这也由不的我。事已至此,只得随顺他便了。(唱:)
〔骂玉郎〕也不知你甚些儿看的能当意?要你做夫人,不许我过今日,因此上急忙忙送你到他家内。(贴旦云:)孔目,你这般下的也!(正末唱:)这都是我缘分薄恩爱尽,受这等死临逼。
(贴旦云:)你在这郑州做个六案都孔目,谁人不让你一分?那厮甚么官职,你这等怕他?连老婆也保不的?你何不捡个大衙门告他去。(正末云:)你轻说些,倘或被他听见,不断送了我也。(唱:)
〔感皇恩〕他他他,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云:)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也,还算是好的。(唱:)他少甚么温香软玉,舞女歌姬?虽然道我灾星现,也是他的花星现,你的福星催。
(贴旦云:)孔目,不争我到这里来了,抛下家中一双儿女,着谁人照管他?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末唱:)
〔采茶歌〕撇下了亲夫主不须提,单是这小业种好孤凄!从今后谁照觑他饥时饭、冷时衣?虽然个留得亲爷没了母,只落的一番思想一番悲。
(正末同旦掩泣科)(鲁斋郎云:)则管里说甚么?着他到后堂中换衣服去。
将这一场“妻嫁人,夫做媒”的人伦惨变的详细描写安置在张珪的身上,而没有将它安置在李四身上,作家是有深刻用意的。它说明了当时随时可能遭到“活支刺娘儿双折散,生各札夫妇两分离”[4]的灾祸的人,并不限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也说明了那时仗着主子的势力欺压老百姓的奴才,虽然平日徙倚主奴之间,“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养家缘”,[5]但其地位同样是不稳定的,其命运也同样是可悲的。这种描写对于当时那些附敌求荣的人来说,正是一记当头棒喝。当然,在剧本中,李四也不曾以强烈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现,可是张珪的举动却更不容易得到人们的好感。伴随着他不幸的遭遇,关汉卿还写了张珪同情李四,给他治病,送他盘缠,其后并将张氏还给李四和舍了财产出家这些带有忏悔意味的情节,但他在观众眼中,终究是一个即使值得怜悯也不值得赞扬的人物。在写了许多极其富于反抗性的人物的同时,剧作家还注意到生活中还有像张珪、李四这样的人,也正证明了他对于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有深刻而丰富的体会的。
鲁斋郎是人民的死敌。这样的恶霸在蒙古贵族统治中国的时代是普遍存在的。他们使得人民连奴隶都做不安稳。人民迫切地要求摆脱这样一种厄运。剧作家体会了人民这种迫切的心情,于是就在剧作中塑造出了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在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包公自我介绍说:“老夫立心清正,持操坚刚,每皇皇于国家,耻营营于财利。唯与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谗佞之士往还。谢圣恩可怜,官拜龙图待制天章阁学士,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容老夫先斩后奏。以此,权豪势要之家,闻老夫之名,尽皆敛手;凶暴奸邪之辈,见老夫之影,无不寒心。”[6]这,正是人民心目当中理想官吏的形象。由于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一直被粉饰为超阶级的存在,作家们所塑造的包公,其力量的根源也就不能不被描写为从上而下的。虽然在事实上,为那些权豪势要如鲁斋郎之流撑腰的,不是别人,而正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在元剧中,包公无例外地被描写为一个和权豪势要之家以及衙内们势不两立的英雄;同时,在多数场合中,这位理想的清官和这些事实上指的是蒙古贵族、军官的权豪势要、衙内进行斗争的时候,又被描写为一个擅长智略的人物,这也正是当时现实局势的反映。因为,包公的,也就是当时人民的敌人,是非常恶毒的、强大的。他们和当时皇帝的不可分割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使得作家和人民认为用智来战胜他们,远比用力来战胜他们的可能性为大。于是包公的智略,就常常被强调到和他的道德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首先理解为是作家们认识生活的结果,而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于戏剧性的孤立追求。在许多其他包公戏中是如此,在《鲁斋郎》中也是如此。试看包公的独白:
想鲁斋郎恶极罪大。老夫在圣人前奏过:有一人乃是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圣人大怒,即便判了斩字,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到得次日,宣鲁斋郎。老夫奏道:“……是御笔亲判斩字,杀坏了也。”圣人不信:“将文书来我看。”岂知鱼齐即三字,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圣人见了道:“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合该斩首。”被老夫智斩了鲁斋郎,与民除害。
这是相当幼稚的构思,然而它又是多么美丽的幻想!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清廉的政治与公平的法律,于是就希望在舞台上得到它们;而它们既经在舞台上出现,又反过来鼓舞了人民对黑暗统治进行斗争,这便是包公这一形象出现于杂剧中的原因及其意义。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以多数的篇幅描写了李四、张珪两家的夫妻儿女,在鲁斋郎的迫害之下所发生的离合悲欢。在剧本中,包公的戏是较少的,如他收养两家儿女及斩鲁斋郎等情节,都是用暗场处理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个戏中的英雄人物。从这些地方,也看出戏剧大师关汉卿具有不拘绳尺的艺术匠心。如果将包公与鲁斋郎的冲突看成了只是对于李、张两家家庭事变的陪衬和串结的线索,那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地贬低这个剧本的战斗意义的曲解。
关汉卿现存的另一个公案剧是《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下称《蝴蝶梦》)。它写的是王老的三个儿子因他们的父亲被皇亲葛彪打死了,所以也复仇打死葛彪,以致陷身法网。王老的后妻却情愿将自己生的小儿子抵罪,而开脱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包公认为“为母者大贤,为子者至孝”[7],因此将她的小儿子也设法开脱了。它虽然也捎带着描写了葛彪那号恶霸,但主要用意似在于赞颂王母对于某种道德规范的实践。比起《鲁斋郎》来,它的成就是颇为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