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在青铜器鉴定这门学问上的犀利和超前,在业内是受到极高评价的。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证实夏代的存在。当所有人对夏代青铜器的面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马承源把一件1956年自废铜堆里拣选出来的管流青...[继续阅读]

    马承源在学术研究上从来都不盲从,而是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终成一家。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对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后来贯穿于他对商周青铜器...[继续阅读]

    即便是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党总支书记、馆长等行政职务牵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马承源也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挤出些许空闲搞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几十年寒暑潜心学术,获得丰硕成果也是必然的。...[继续阅读]

    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成果丰厚,可谓著作等身。他的《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何尊铭文初释》、《商周青铜双音钟》、《晋侯稣编钟》、《商代青铜器纹样属性溯源》等论著,说理清楚,论据充分...[继续阅读]

    马承源提倡实验考古,尊重典籍而不拘泥于典籍。他特别重视青铜器铸造过程的研究,指导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套青铜器浇铸过程的模型。马承源对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垫片的使用、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青铜器的浑铸法以及南方青铜兵器上...[继续阅读]

    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中特别注重实践和观摩实物。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马承源曾多次到陕西考察青铜器。当时生活条件还比较差,交通也很不方便。马先生那时候也已经是五六十岁上年纪的人了,但依然不辞辛劳,对吃住行等生活...[继续阅读]

    上博在1952年建馆之初仅有馆藏文物1.8万件,到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12万件,称得上是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这些文物除旧藏和调拨的以外,许多是上博几代人从废旧物资收购站、冶炼厂和其它不...[继续阅读]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运动给全社会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刚刚开始,马承源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场丧失理智的狂潮中,个人的对抗卑微而无用,只能...[继续阅读]

    收藏家们对上博如此信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们与马承源个人的深厚私交。马承源不仅是位学养丰厚的专家学者,也是一位为抢救国家珍贵文物、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而广结善缘的社会活动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继续阅读]

    经马承源之手征集的另一件上博重器——商鞅方升,其一波三折的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颇为相似。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商鞅方升作为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在青铜器研究界备受瞩...[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