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后,第二年10月与中国政法大学合并,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从此,戴逸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人民大学这所高等学府,虽历经磨难、坎坷,却永生不悔。新中国刚解放,全民学习马克思...[继续阅读]

    1958年这一年,青年史学家戴逸可谓三喜临门,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赢得掌声一片,并荣任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同年搬进铁狮子胡同大院的教工宿舍。铁狮子胡同大院旧称“铁1号”,也就是后来的张自忠路...[继续阅读]

    在岁月的磨砺中,戴逸摸索着前行的方向。作为青年史学家的戴逸,在与史学界前辈们的交往中,受益匪浅。1963年初夏,戴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史学家郭影秋。身为学者型的高层领导的郭影秋,解放后弃政从文,成为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校...[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大学遭到极大的冲击。曾任朱德总司令秘书的孙泱副校长,被诬指为特务。紧接着,郭影秋副校长也被凭空捏造的所谓“二月兵变”诬陷,幸得中央老一辈领导出面澄清。400多名一向积极教学、科研工作的学校...[继续阅读]

    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迎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一批又一批的干校战友整理行装,回到北京。至1973年,人民大学教职工全部返回北京。戴逸下干校时带去的一套英文版毛选,早已熟稔在胸。与毛选一起塞进行囊里...[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自由被无端践踏,学术规则被无情破坏,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清史研究也出现滞步,甚至后退。回到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内大环境仍是动荡不安,“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运动恶浪此...[继续阅读]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意义重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部书披露了许多史书上所未记载、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有争议的问题,为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提供了翔实、有力的边界谈判依据。同...[继续阅读]

    岁月流逝,历史的“斯芬克司之谜”,使得赋有国家、民族、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倾力奉献。步入花甲之年后,戴逸继续在鸦片战争前的清史领域中爬梳钻研,主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清代边疆开发上。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继续阅读]

    戴逸在清史领域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国内清史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遥想当年,史学新秀戴逸被吴晗问及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并着手编纂清史,这犹如当头棒喝,在岁月的长河里时时被追问。也由此,戴逸的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继续阅读]

    梦想的传递,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视提高到日程上来。1981年,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呼吁要求编纂清史,上面有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对此,中国社科院非常重视,专门...[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