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这副重担之后,戴逸首先调整了作息时间,几乎每天都要赶赴位于文津街的文津楼坐班。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楼是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为北京图书馆旧址。在这座开阔大气的办公楼内,戴逸有条不紊地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继续阅读]

    后辈晚学常常会探讨学界名人的成功之道,它犹如一粒璀璨的钻石,其各个棱面都折射着锐利的光芒。戴逸所行的漫漫学术道路,大致呈现三大阶段: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到巅峰。对此,戴逸的几位学生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在曾任中...[继续阅读]

    师恩难忘,戴逸常常跟人说起故乡的杨毅庵老师。杨老师慧眼识英才,他帮助青少年时代的戴逸奠定了文史基础,成为戴逸人生中第一位伯乐。其后,在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戴逸又被身边那些治学严谨、大家风范的名师身上闪耀的师德光辉...[继续阅读]

    粉碎“四人帮”后,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戴逸,在事业上更为忙碌,故乡常常在梦中相会。母亲年事已高,终是离不开常熟,那里扎有她岁月的根。旅居京城多年,偶或借开会南下之际,抽空去看望母亲。那是1979年,戴逸在四川参加会议完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