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8—28日,查良镛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台湾,为期10天。1973年6月7日起,查良镛在《明报》上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即《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连载后,受到广泛注意,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又应海外读者要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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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18—28日,查良镛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台湾,为期10天。1973年6月7日起,查良镛在《明报》上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即《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连载后,受到广泛注意,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又应海外读者要求...[继续阅读]
《鹿鼎记》连载结束后,读者期待着他的新小说。此时,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羡红了很多想发财的小文人的眼,可惜他们没有写小说的本领,便出现许多冒金庸名头出现的各类粗制滥造的文字。为...[继续阅读]
1977年,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写道:“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段沉痛的告白是在爱儿自缢后写下的。中年...[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前后,《明报》对内地政治的运动作了严厉的批评,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文化,查良镛本人也被列为二号右派。在外界看来,《明报》接近右派报章的主张,是右派、中间派人士的同道。对此,查良镛予以否认,《明...[继续阅读]
1976年以后,内地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报道中国问题著称的《明报》自然非常敏感。从邓小平执政起,《明报》在持续批评内地一些政治弊端的同时,也开始报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新政策。《明报》的这一变化很快...[继续阅读]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问题成为焦点。中国结束了多年的内乱,走向开放,香港的归属问题也成为媒体的焦点。身在香港,金庸和《明报》将报道重点放在本港前途上。1982年起,中英政府展开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双方在意见发生分歧时...[继续阅读]
1985年6月,查良镛又有了新的身份,他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此后,他以极大的精神和气力,投入工作。《明报》也开始大篇报道基本法起草的活动。1986年4月,草委会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着手草拟各项章节。金庸成为港方政治...[继续阅读]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金庸宣布从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一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社长由《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接任。紧接着,他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1989年,《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