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奉中央特调,结束四川大学的教学生涯,挈妇将雏,经渝新铁路,穿三峡,回到阔别两年的北京。《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周汝昌一下子名声大噪,京城文化单位也开始关注这位年轻教师。在成都教书的周汝昌对此毫无...[继续阅读]

    进入北京,进入国家级的出版社,这一切都让有着远大学术理想的周汝昌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报到之前,出版社的主管领导副社长聂绀弩与舒芜一同来看周汝昌,对远道而来的新同事表示关心,并看一下周汝昌一家的居住条件。...[继续阅读]

    1954年,一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由《红楼梦》而引发,在这场风暴中,没有赢家,也不存在真正的学术批评和争论,涉及范围不仅仅是研究《红楼梦》的相关人员,慢慢扩大到整个文化界乃至全国。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继续阅读]

    风起于青萍之末。会议最初的形式只是讨论,很多人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般严重。周汝昌还记得开会时的一个细节。红学家吴恩裕最后一个赶到会场。他夹着个皮包,风风火火进来,还没找到座位,就站在那里说,这考证不能废,还得需...[继续阅读]

    周汝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20年,经历了1954年的批胡批俞、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同事、朋友之间,彼此均小心提防,人人都得小心谨慎,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害人害己。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对了解、信用...[继续阅读]

    周汝昌工作上的知音,一是聂绀弩,一是王士菁。聂绀弩是调周汝昌回京的关键人物,但他早早离开了出版社,与周汝昌再无上司与学友的关系。而专治唐诗与鲁迅研究的王士菁,对周汝昌中年时期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巨大作用。批俞批胡运...[继续阅读]

    周汝昌的两种曹雪芹传记得以问世,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本来计划要办成国际规模的纪念活动,但因中苏关系变化,降为国内规模的展览会。纪念活动经周恩来批准,由文化部等四个单位主办。1962年,跟宣...[继续阅读]

    周汝昌认为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除了《红楼梦》外,还有诗词和书法,这三样是周汝昌一生研习的对象,这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是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作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广为人知。事实上,作为诗词鉴赏家...[继续阅读]

    从1954年进京,周汝昌搬了好几次家。他家开始住在门楼胡同,三间正房。但周汝昌家人口多,夫人没有工作,三女两子,都到了上学花钱的年龄,一家全靠周汝昌每月80多元的工资维持。除去房租28.59元,剩下的钱勉强维持家用,所以总是入不...[继续阅读]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为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泛,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通过...[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