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实从1954年批俞批胡开始,红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经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后,知识分子都学会了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斗争”。然而“革命风暴”波诡云谲,今天还...[继续阅读]

    1969年,全国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到了各地的五七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去的是湖北省咸宁县的向阳湖干校。经过一年的隔离审查,并没有查出周汝昌有什么严重问题,便让他随单位一起下干校。周汝昌的几个孩子也离开北京,分散...[继续阅读]

    周汝昌回到北京,出版社无法正常工作,他该做点什么工作呢?既然工宣队要他写报告提出具体工作意向,周汝昌想到的还是《红楼梦》,他在报告中请求给他一些条件,以期完成《红楼梦》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被人扣压...[继续阅读]

    1973—1974年,全国掀起“评红热”,1974年达到高潮,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相关文章有500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40多种。在这种大背景下,上面要周汝昌重印《红楼梦新证》,周汝昌不愿旧版照印,提出修订,出新版本。上面批准后...[继续阅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周汝昌一家生活也慢慢好起来。眼睛手术后,周汝昌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1979年,由于胡文彬的帮忙联系,周汝昌调入艺术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职称调为“研究员”...[继续阅读]

    到美国参加会议,周汝昌结识了许多新老朋友,开阔了眼界,最让他难忘的是国际学术交流中一流学者恪守学术道德的风格。回到国内后,红学活动虽然频繁,由于种种客观因素,周汝昌极少参与会议的组织工作。红学界中,周汝昌影响最大...[继续阅读]

    周汝昌第三次出国,时间比较长,蒙老友周策纵、赵冈的安排,周汝昌获1986—1987年度鲁斯基金会资助,作为访问教授再次来到威斯康辛大学。女儿周佗苓同行,照顾老父生活起居。这一年,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作客座教授外,周汝昌先后在...[继续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各种文化传播媒体发展起来,其中电视的影响最大,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作的电视剧《红楼梦》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最近筹拍新版《红楼梦》,受到很多质疑,很大原因是1986年版《红楼梦》的成...[继续阅读]

    1995年,应《北京大学学报》龙协涛之邀,周汝昌撰写了旨在反思红学的《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一文。全文共分九节,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