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知道胡氏的大名,约在中学时代,因为我自幼喜欢读报,自上高小起,祖母就容许我每月花费一元三角钱在暑期内订阅平津报纸,以便了解北洋军人互相混战的情形。……我在上海与北平(那时还叫北京)的报纸上,常常发现胡政之写的文...[继续阅读]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华北形势日非。天津事变之后,形势愈益险恶。天津《大公报》筹划出上海版,我是 “先遣部队”之一,1935年初调来上海。1936年夏,我在上海《大公报》做经济记者,患病返北平医治,未等手术后痊...[继续阅读]

    抗战前后这段时期,是《大公报》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它在促进全国团结合作,鼓动人心士气,发扬民族精神,支持抗战到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九一八”以后,日寇野心不戢,谋我更急,华北形势日非,《大公报》未雨绸缪,以津馆...[继续阅读]

    风云际会接办《大公报》《大公报》于20世纪初叶创刊于天津。辛亥革命后,创办人英敛之无意经营,1916年将《大公报》盘给皖系政客王郅隆。《大公报》作为安福系的报纸,办得没有起色,于1925年12月停刊一段时期。1926年9月1日,由吴鼎...[继续阅读]

    我认识胡政之先生,始于1942年。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承好友陈凡兄的推荐,在柳州第四战区采访的岗位上,接替陈凡在《大公报》任记者,接受我入馆的正是胡政之先生,因此,我能从一个文学青年跻身于具有全国而又有权威舆论...[继续阅读]

    一1949年1月初,我携家眷自北平到上海。把家眷安置在旅社之后,我便去南京路《大公报》馆看谷冰兄等。从他处知道政之先生病情严重,最近新换了个医院,希望能有转机。当时我听了,十分难过。因为我虽已辞卸报馆职务有三年之久...[继续阅读]

    胡政之(霖)先生是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方面九代表之一,他告诉记者,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选为代表,也许因为在参政会中与傅斯年、王云五三位同被认为无党无派而与团结问题有关吧。他向来用脑不用口,所以要他发言是千难万难,他...[继续阅读]

    就文章而言,我同《大公报》的关系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年10月,《大公报·文艺》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蚕》。我的第一篇旅行通讯《平绥琐记》则于次年发表在《大公报》所主办的《国闻周报》上。1935年7月,我成为它的工作人员...[继续阅读]

    本社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患肝硬化症整整一年,昨晨在上海寓所逝世。胡氏系本报创办人之一,先后经营本报达30年。现在国家正值大变革时代,本报亦遭逢空前难关,正需要他的英明领导,不料辛劳的工作妨害了他的健康,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继续阅读]

    1948年春初,胡政之从上海到香港。此时国共相争的局势正起着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胡政之必须为《大公报》作出如何应变的决定了,他是...[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