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以及恢复新中国的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了苏联。中苏两大国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于10月2日照会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的欢欣。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总会会长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中苏两国人民永远不朽的友谊与合作万岁》的报告,他回顾了从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间中苏两大国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指出“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苏联人民的友谊的帮助与合作。”中苏友好协会的宗旨在“增进与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中苏两大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经验的交流。”①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到达莫斯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苏。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对塔斯社记者的提问作了回答。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和访苏目的,他说,中国国内“正在转人和平的经济建设”,而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以及“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进行谈判。②
访苏期间,1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元帅70寿辰大会。会上毛泽东致祝词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③对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1950年1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及陈伯达教授的陪同下谒列宁墓,并献花圈。同时,应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的邀请,由王稼祥和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与之相见。15日,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和陈伯达教授及苏联外交部专门委员会委员索波列夫及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陪同下访问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利亚诺夫、库兹涅佐夫、巴拉姆辛等到车站欢迎。随后毛泽东一行到城内各处游览,参观了艺术馆。在这里,毛泽东访问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随后,在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巴亚捷尔卡”的演出。16日返回莫斯科,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等及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均前往车站欢迎。1月20日,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此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判的同时,参观了苏联的飞机厂、汽车制造厂和其他工厂及集体农场,亲眼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2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观了苏联第23飞机工厂,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视察了飞机工厂的机器、装备车间及其他车间,认真地听取了长达3个小时的航空工业部部长贺鲁尼切夫和该厂厂长的讲解。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新疆省人民副主席赛福鼎,及驻苏大使王稼祥等人赴斯大林汽车工厂参观。他们主要参观了锻铁厂、翻砂间、客车装备部和中央运送带,听取厂长利哈切夫详细解说了工厂的历史及生产情况,时间长达两个小时。随后他们还参观了工厂的文化宫,图书馆,阅览室,剧院及业余艺术团的作品。2月13日,毛泽东偕陈伯达、赛福鼎及随行人员参观了莫斯科州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区的“光”集体农场,晚上在国立实验大戏院观看芭蕾舞“天鹅湖”。
毛泽东和周总理在苏联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参观和访问,使中国领导人大开了眼界,受到了重要的启迪,这对回国后迅速开展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正如毛泽东在2月17日离苏临别时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④
毛泽东访苏期间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款待,2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其他成员。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访苏期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元帅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就两国有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恳切友好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表示,“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并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⑤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目的在于中苏“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与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极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⑥《条约》共有六条,主要内容为: (一)中苏双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日本及与日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国家的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二)中苏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对于有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三)中苏双方以友好合作的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该条约是中苏两国团结的总纲,明确地规定了中苏结成反对侵略同盟的政治内容,同时规定了经济文化上的互助合作。这些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它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它“将有助于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有助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和经济繁荣。”⑦
中苏新条约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破坏远东和平的阴谋。美国用各种方法扶持日本反动力量,拖延和破坏对日和约的缔结,策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再起。而中苏两大国是在东方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中苏两国宣布重新缔结反对侵略的同盟,并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这种行动将在东方局势上起重大影响,使美日处于不利地位,而巩固了东方的和平。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共四条,主要内容为:(一)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地区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偿付自1945年以来苏联对上述设备的恢复和建设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苏联方面接收在大连代管和租用的财产。同时,中苏两国外长还宣布: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由日本人手中所取得的财产,和苏联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屋,无偿地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给予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独霸我国东北,对东北人民进行殖民统治, 日本从东北获取了巨额的粮食、土产和资源,将东北作为其侵占全中国的大本营,东北人民在日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5年8月,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从日寇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在打败日本侵略势力,解放全东北之后,苏联将东北的主权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交还给了中国人民,并严格地遵守着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国人民共同防御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侵略者的威胁,一贯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东北人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一年贸易协定,并且聘请苏联专家到东北恢复经济。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初期,应中国之请,苏联已派出200多位专家到中国,这些专家不计报酬和待遇,他们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工厂、企业和经济机关去做顾问,指导和帮助工作,他们的薪金与中国同等工程师的一样,而不像英美等国的工程师那样领取很高的薪金,这是过去外国工程师从来没有过的。他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来到中国服务,“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学会,能够没有困难地管理他们的工厂和企业,而不需要他们在中国服务的时候,他们就回苏联去。”⑧苏联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专家们对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签订中苏友好新条约的同时,苏联决定将中长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海军从旅顺口基地撤退,并将大连原为苏方代管和租用的财产转交中国接收,表现了苏联人民的伟大道义和对中国人民崇高无私的友谊援助。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共五条,主要内容为:(一)苏联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贷款总额3亿美元,年利1%。 (二)贷款从1950年1月1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交付1/5,用以偿付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如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中国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贷款的本息,从1954年12月31日前至1963年12月31日前以10年为期偿还。机器设备及原料、茶的价格以世界市场价格决定,利息偿还每半年一次。优惠的贷款规定对于财政经济十分困难,而又极需恢复国民经济的新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个协定的签订,“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使我们中国有了自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很严重的人民经济将很快地恢复与发展起来,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增加了远东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⑨
标志着中苏两大国友好团结的新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各地各界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2月15日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邀请国家领导人及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袖700余人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刘少奇副主席、苏联驻华大使史白夫、李济深和朱德副主席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妇联会副主席邓颖超等先后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黄炎培副总理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致词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只是用中苏‘友好’两个字是形容不完的。这个条约,不仅是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和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的宣言,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保证书”。⑩中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说: “这个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鼓舞和力量,它也给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振奋。”(11)
2月18日,北京市10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红旗迎风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上午10点,各界人民代表的行列涌向会场,他们高举中苏两国领袖毛主席、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组成秧歌队,腰鼓队,载歌载舞,一列列整齐的队伍在锣鼓和欢呼声中进入了会场。12点大会正式开始,在雄壮的中苏两国国歌奏过之后,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分会会长彭真致词,他说:“这个条约,是极大地帮助我们取得全面的胜利并巩固我们的胜利的条约,也是两国广泛地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的条约。”(12)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张奚若发言说: “我们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繁荣的国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协定一方面加强了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经济建设的力量。”(13)苏联驻北京总领事谢列金在讲话中指出: “这个条约是我们两大民族在政治生活中伟大的历史事件,它给我们开辟了友好互助的新纪元……这个条约给战争挑拨者、美国帝国主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14)北大教授许德珩和工人、学生代表分别讲了话,坚决表示一致拥护条约的签订,感谢毛主席和斯大林元帅的英明决策和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决心加紧学习苏联克服困难建设国家的精神,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当大会通过向毛主席和斯大林的致敬电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最后大会在高呼口号声中开始游行。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200人组成的秧歌队及华北军区某兵团400名士兵组成的集体舞队的表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消息传到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欢腾,各部队分别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会。第一野战军19兵团暨陕西军区直属队于15日下午召开干部大会庆祝,特将2月17日- — 23日定为庆祝宣传周;华东军区暨三野后勤部各工厂听到消息后,各厂长立即下令停工10分钟表示庆祝,顿时各工厂鞭炮齐鸣,锣鼓震天;在华北的人民解放军于15日晨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预告时,全军欢腾,“所有的电话机都忙碌地传播这一好消息到每个连队。吉普车、汽车和骑兵通讯员,带着喜讯从这一个村飞驰到那一个村。凡是有收音机的处所,都吸引了一大堆的人。驻防芦沟桥畔的某部,把收音机搬到宛平城头,让全城军民都能够听到这一喜讯。”(15)
在首都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文化科学界著名人士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黄炎培,许德珩、茅盾、竺可桢、严济慈等2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两个协定的签订。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出:“在我国近代外交史上,苏联首先放弃在我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地。在抗日期间,苏联是惟一真能帮助我们的国家。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后,苏联又是首先承认我们的友邦。在国际集团中,苏联不愧为我们的良师益友。”(16)著名科学家严济慈指出: “当中苏两国在会商和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美制蒋机却在上海疯狂轰炸,这使那些对于帝国主义抱着幻想的人们,从此可以清楚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17)
条约和协定签订之后,2月14日晚,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夫妇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苏联党政领袖,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使节及苏联社会与文化界人士。参加招待会者达500余人。苏方出席者有斯大林、什维尔尼克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及莫斯科市委书记和各部部长,酒会从晚9点至午夜后始散,充满了热烈、欢快的气氛。
2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及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伍修权、欧阳钦、边章五、师哲和叶子龙等人。
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及陈伯达、欧阳钦、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离开莫斯科归国。归国途中毛泽东一行又访问了西伯利亚各城市。2月20日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访问了压锻机与机器制造厂,乌拉尔马许工厂的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乌拉尔地质博物馆。2月21日,抵达鄂木斯克,游览城市并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同日黄昏在新西伯利亚停留,参观契卡洛夫工厂,2月22日抵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参观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出席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音乐会。2月26日,从赤塔州的奥特波尔车站离开苏联国境,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到车站送行,毛主席、周总理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对他们的盛意招待表示感谢。3月4日下午10点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政府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会、院、署、行的首长,陆海空军高级军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到车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