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依循旧制,中央主要由礼部负责接待远方来朝人士。礼部职掌广泛,下设“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和“精膳清吏司”4属司;举凡吉、嘉、军、宾、凶五礼相关事务,皆归其管理;从全国学校、科举考试,到藩...[继续阅读]

    中国历代政府治边的管理原则,多半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既拉拢又防范,以期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例如清廷在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度,各旗辖有固定的地域,不许越界游牧;若干旗组成一盟,并无衙署,也非更高一级的行政...[继续阅读]

    为了固边,清廷在蒙古地区实施满蒙联姻和封爵制度。满蒙联姻传统,几达300年,终清一代联姻次数高达586次。再依血统尊卑、地位战功的大小,授以蒙古贵族各种爵位,给予俸银、俸缎,乃至配备侍卫等殊遇。另一方面,对于喇嘛教和西藏...[继续阅读]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朝一方面遭遇列强交侵的局面,一方面又处于从传统帝国演进到民族国家的新态势,边疆问题日益严峻。其特征之一,就是陆疆之外,并有海疆问题的浮现。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1823—1901)曾对当时...[继续阅读]

    海防、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都属清末治边的大事,也凸显了此一阶段边疆问题中,诸国环伺、海陆交侵的特征。接着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翌年越南正式脱藩。此外...[继续阅读]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面临瓜分危机;而列强除蚕食中国边疆领土外,更发展出“以铁路与银行征服中国”(Conquest by Railroad and Bank)的新手法,[1]形成此阶段边疆问题的特征之三。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6月,《中俄密约》签订,基本确定了“俄中...[继续阅读]

    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一项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在全中国传播开来,亦成为此阶段边疆问题的特征之四。康有为(1858—1927)所谓“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的号召,[1]已经象征着中国现代...[继续阅读]

    当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之际,由于中央政府力量的衰微,边疆各地分离主义也告浮现,乃成为此阶段边疆问题的特征之五。个中影响最大的,应数蒙、藏地方的分裂运动和列强渗透。西藏在地理上,紧邻英属印度,1876年(光绪二年)的中...[继续阅读]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对于辛亥革命后,数十省先后宣布...[继续阅读]

    民国肇始,政府草创,即沿袭清朝旧制,在中央设置“理藩部”。1912年4月22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提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