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通过目录的特有形式,使群书得到部居类次,为人们掌握图书的基本状况和检索所需要的图书提供便利,从而发挥了“纲纪群籍,部属甲乙”的功能。我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古籍为数甚多,但是究竟有多少,至今也难有一个接近...[继续阅读]

    古典目录对所著录的每种图书,大都记载了它本身的有关状况,如书名、撰者、卷数、版本、提要等。这些记录资料使人们能借以了解到每一种图书的撰者生平,撰述意旨,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以及学术价值等等。即以撰...[继续阅读]

    从学术角度研究目录学,撰著目录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从刘向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的全部程序看,撰写书录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它除了说明图书的整理编辑过程外,主要是介绍作者,综述全书主旨...[继续阅读]

    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需订定。对于这类问题的考辨,无一不需借助于目录,所谓“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阙,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1]。从古典目录的发展历史来看,考辨古籍和图书整...[继续阅读]

    我国浩繁的古籍是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要打开这座宝库,单凭兴之所至地去涉猎翻阅,那是事倍功半难有成效的。唐代的目录学家毋煚曾认为:如果没有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要想得到知识,那就像孤舟漂荡在大海上,小鸟想要高...[继续阅读]

    由于目录学知识和目录书具有上述的一些作用,因此历来学者对目录学都给予极大的重视。从刘向以来,历代有许多著名学者都亲自参与目录书的纂集工作和目录学的研究工作。如西汉的刘歆,东汉的班固、傅毅,三国时魏的郑默,晋的荀...[继续阅读]

    索引和类书虽然不是图书目录,但它们是一种检索工具。索引可用来检索图书、图书篇目和图书中的有关资料,类书可以按类提供经过汇编的资料。它们都具有目录的性质和作用。索引相沿认为是从日文さくいん一语译音而来,但我国...[继续阅读]

    中国文字产生很早,图书文献也随文字的广泛应用而逐渐形成。在古代图书文献中还多次出现过国家管理图书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所载大宗伯属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职掌都与图书文献管理有关,如“大史掌邦之六典”...[继续阅读]

    我国的图书事业开始于先秦,而伴随着图书整理工作必然会出现目录活动,如孔子整理六艺而形成早期的一书目录,距今已有二千余年,然而带有正规而普遍意义的目录事业却是从西汉才正式发端。目录事业开始于西汉并非偶然,而是由于...[继续阅读]

    《别录》的作者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卒于成帝绥和元年至二年一二月间(前7年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他在汉宣帝时由于“通达能属文辞”,以“名儒俊材”的身份选拔到皇帝的左右。...[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