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后期月支侨民竺法护曾先后译经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1]。他为记录自己的译经而编成《众经目录》(一称《竺法护录)、《竺法护经目》)。这是我国可以考定为最早的一部佛典目录,可惜久佚。据后世记载,可约略知道这类早...[继续阅读]

    南朝除《七志》、《七录》附有佛录外,还有一些单行佛录如《众经别录》、《出三藏记集》等,均颇有声名。(1)《众经别录》南齐佚名撰,共二卷,已残佚。残卷存于伯希和所劫敦煌写经之中,编号为伯3747[1]。此目共收佛典一千八十九...[继续阅读]

    南北朝时期由于来中土传法和向西土求经回来的僧侣,大多羁留北方,所以北朝较南朝得经稍易,并有机会直接了解佛教教义真髓,因而其佛典目录的编纂多着重于宗乘性质和佛典内容特色,较南朝佛录之限于佛典本身及流传情况,更有裨...[继续阅读]

    隋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分立动乱的局面,为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隋文帝建国后,国家藏书不过一万五千余卷,遂接受当时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1],鼓励了民间的献书。平...[继续阅读]

    炀帝继位后,十分重视图书事业,借大业三年改革官制之际,将秘书省提高到与尚书、门下、殿内、内史诸省并列的地位,并将原编制三十八人,扩编为一百二十人。他更大力搜集图书,所以史家赞称:“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继续阅读]

    隋文帝时虽有多目,但主要只是国家藏书的登录簿,是目录事业中的例行工作,成就贡献甚难论述。但是,开皇十七年许善心继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之后所撰《七林》,虽属私人撰目,却是隋目录事业中值得重视的一项成就。《...[继续阅读]

    隋朝文、炀二帝,崇信佛经,盛行写经,于是“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随着佛经增加[2],整理编目也很兴盛,出现了多种佛录。1.《大隋众经录目》七卷,其中别录六卷,总录一卷。此目为大兴善寺释...[继续阅读]

    唐继隋后,出现了统一稳定的局面,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文化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对于图书的搜求也有所注意。建国之初,除得隋旧藏八万余卷外,又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1]。太宗以后各朝都有比较正规...[继续阅读]

    《隋志》的材料依据,它在《总序》中曾概括地说:“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从全书看来,确是如此。它远受《汉志》影响,近承《七录》绪余,又参考前代目录,对唐以前的图书状况进行了一次总结。这种承受关系,可以从《隋志...[继续阅读]

    《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四十细类。另附录道、佛二部及细目。共六部五十五类,即:经部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小学。史部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