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老,他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1947年进馆时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2002年正式退休时已是八旬老人,他把人生中的55年奉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文化接管...[继续阅读]

    上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是轰动当时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学术之争,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史树青也是当年参加论辩的学者之一,随后时过境迁,政治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树青也没有轻易否定自己的...[继续阅读]

    1951年,史树青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沈从文、王世襄、谢辰生等著名学者都是他的同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位于荒凉的北京西苑一个大院子里。这个院子在清代是八旗兵大校场的所在地,曾经做过禁卫军的兵营,当地...[继续阅读]

    1953年9月的一天,史树青的小学同学崔月荣来博物馆找他,想请他帮忙出售一些家藏的书画。崔月荣对史树青说:“我们也不懂行,你懂画,也懂古书,帮忙给卖了吧。”崔月荣丈夫的父亲名叫陈宧,民国时候做过参谋次长,曾经视察过蒙古...[继续阅读]

    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后,史树青陆续把许多早年购买珍藏的书画作品捐给了博物馆,除了少年时在厂甸庙会画棚里淘来的邱逢甲诗作真迹,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来为他带来灾祸劫难的“海瑞行书轴”。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发...[继续阅读]

    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史树青旧学功底深厚,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对历史典故的精通却为他招来过不小的麻烦。1963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着手大力征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名人的文物,为3年后的孙中山诞辰...[继续阅读]

    “文革”浩劫,对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打击尤为沉重。所谓的“历史问题”动辄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在批斗风越刮越凶的时候,史树青也难逃此劫。大字报、抄家、批斗会、隔离审查……冲击一波接着一波。捐献海瑞行书...[继续阅读]

    1970年5月,史树青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这个名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其产生的缘由是这样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继续阅读]

    1972年开始,从咸宁向阳湖干校回到北京的史树青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大型文物出国展览筹办工作。197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文革”后期,为打破长期闭关锁国的坚冰,急需推进外交工作,密切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继续阅读]

    史树青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辈子,与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的业务联系也很紧密。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连续举办了多项文物展览,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代...[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