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7日,天气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来往于香港和九龙轮渡上的旅客,观赏着景色秀美的港口,海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港口里停泊着英国的军舰、货轮和帆船。号称“战无不胜”的法国,经过22 天的闪电战后,刚向希特勒德国投...[继续阅读]

    “懂了吗,孩子?”这句生硬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是我在靠近波兰边境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城,三年学徒生涯的头两年里,我的师傅斯特劳斯先生的口头禅。回顾当年我跟他在一起时,学到了对工作要“一丝不苟”“止于至善...[继续阅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个月,德国所有18 岁到30 岁的男人都应征入伍。我的父亲已33 岁,但他仍自愿从军,他在军队受过基本训练后,派在法国的凡尔登城和堪勃兰附近的战壕里过了三年。1916年圣诞节他回家休假,1917年10月我来...[继续阅读]

    1935年,在我学徒期满的前6 个月,我申请去密特威达工业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当时德国最老的一所技术大学,当我接到被录取的通知时,既惊喜,又兴奋。密特威达大学的校舍及试验室虽均为政府所有,但学费却相当高。这里的老师经验都...[继续阅读]

    在1938年圣诞节和1939年元旦期间,我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他们向我解释了密特威达告示牌上的那则告示的大意。几十年来,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继续阅读]

    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我们在1000 英尺的空中慢慢掠过大地。一些农夫戴着苦力帽子在稻田里耕作,泥深至膝;另一些农夫扶着犁头在耕地,前面由黑色的大水牛拖着,速度慢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男人们或者用脚踩、或者用手摇着水车...[继续阅读]

    地点在昆明,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远东时间),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我刚要离开屋子往车库去的时候,我的邻居克莱尔·李·陈纳德正要坐进他的老福特汽车,他叫住我:“你听到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舰队的消息了吗?”我没有听到这个消...[继续阅读]

    1942年10月的一天,看来不会有什么情况,在昆明我们中队机库里,我和一批刚来的美国兵站在一架P-40 飞机的机翼上,我正在讲解对作战飞机实际维修,以及与在美国课堂所学的差别,高个子布鲁斯·凯·豪洛威中校(战后成为美国空军副总司...[继续阅读]

    我在加尔各答的那段日子过得还不错,病床上铺着舒适的垫子,有热水浴,军人伙食也挺可口。加尔各答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我常到那些时新的咖啡馆坐坐,吃着冰激凌,瞧着那些白色的“神牛”,满不在乎地在闹市街头徜徉,阻塞了汽车和...[继续阅读]

    一位军士长站在昆明空运指挥部木制柜台后面,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从来没见过由这位司令官亲自签署的出差命令,如此简单而又神秘;一分钟之内,我就被带到一架往返于中国和阿萨姆之间的柯蒂斯C-46型运输机上,当我爬上飞机的时...[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