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代的刊正字体与《说文》研究
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

南北朝时期解散隶体,行书、草书、楷书盛行,字的写法日趋于混乱。如“恶”写为“��”,“鼓”写为“皷”,“席”写为“廗”之类,(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都是一些别字讹体。所以到隋唐时代开始刊正文字。隋代曹宪曾著有《文字指归》四卷,到唐代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校正经籍作《字样》一卷,以刊订字体。基本精神是折衷于篆隶正俗之间,取其适中,以为楷法。后来他的侄孙颜元孙又作《干禄字书》,分字为正、通、俗三体,提倡高文典策应当用正体。其后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一书,以隶书居首,而以篆书附下,以确定楷体的写法。到唐代宗大历中张参又作《五经文字》一书,根据《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等书审定字体;文宗太和开成间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补充《五经文字》所不备,由此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是文字学史上在整齐文字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唐代本是韵书盛行的时期,虽然也有人编制了很大的字书,如武则天的《字海》就有一百卷之多,但是没有传布,反之,在社会上却有不少记载日常用语的书,如敦煌古书中的《时用要字》《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自成一类,很切合实用。
《说文》在唐代虽为应“书学”考试的人所必读,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就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说文》的价值去从事整理工作。大历中李阳冰精于篆书,曾刊定《说文》,很多荒谬无稽之说,徒知篆法,不足以言学。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才精究许书,而徐锴尤为精通。徐铉入宋后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使《说文》流传至今。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这是《说文》最早的注本。徐锴认为“文字之义,无出《说文》”,所以把许书比之于经,而称自己的解释为传。《系传》的主要工作是疏证许说,引书以证古义,并且从文字的谐声偏旁和字音上推寻语义的本源,创见很多,在文字方面特别说明古书中字有假借,由于时移世易,字又有古今之异。辨析精审,在文字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徐锴又有《说文解字韵谱》十卷,把《说文》的字按韵书的韵部来排,颇便于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