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间因政见与同僚不合多次遭到贬谪,晚年甚至被流放到偏远穷苦的海南儋州。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体验了世间百态,常常需要作文来抒发内心的感受,而小品文创作的自由随性...[继续阅读]

    苏轼的小品文中有大量的山水游记,除了其自幼喜好山水的原因外,主要是因为苏轼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万物之中,以此塑造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因此苏轼的小品文多有借景抒情之作。例如《与范子丰八首》其八,苏轼借描绘临皋亭的景致...[继续阅读]

    苏轼自幼接受的即是忠君爱民的儒家教育,因此尽管处于贬谪时期,苏轼仍时刻保持着敏锐的政治触觉,通过小品文的写作对社会的弊端提出了中肯意见。北宋的诗文创作有好发议论和长于说理的特点,文人在进行诗文创作时,往往将对政...[继续阅读]

    苏轼的诗文创作以“自出新意,不践古人”[1]为原则,其继承了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果,又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形成了平易自然、圆润畅达的文学风格,同时将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融入作品,体现了苏轼身处逆境的乐观旷达。苏轼的语...[继续阅读]

    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评价谢民师的文章风格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这也可以看作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诗文创作境界。从苏轼小品文呈现的艺术风格来看...[继续阅读]

    苏轼的小品文作品率性自由,任意挥洒,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后散文发展的最高水平。苏轼的美学观远承韩愈,近继欧阳修,同时受佛禅思想的深刻影响,呈现出“真率”和“自由”两方面的特点。(一)真率从宗教哲学角度而言,苏轼崇道礼...[继续阅读]

    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一文中,苏轼转引欧阳修“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口舌定贵贱也”[1],并在《答毛滂书》《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等文章中对文艺作品的客观价值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关于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决于...[继续阅读]

    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苏轼提出了重要的文艺创作构思论——“胸有成竹”,说明创作前对客观对象进行整体把握的必要性。“胸有成竹”这一构思论并非由苏轼最早提出,但是从接受角度来看,苏轼的思想无疑是影响最...[继续阅读]

    清代李渔(1611—1680,字谪凡,号笠翁)曾经说过:“才人所撰诗、赋、古文,与佳人所制锦绣花样,无不随时变更。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1]明确提出了通变创新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通才型作家...[继续阅读]

    在《宝绘堂记》中,苏轼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1]对“寓意”与“留意”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说明。苏轼这一美学观点受到欧阳修“寓心于物”思想的直接影响。在《学书静中至乐说》中,欧阳修说:“有暇即学书...[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