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一〇年进康乃尔大学时,原是学农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我做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后来我在国内向青年学生讲演时便时常提到我改行的原因,并特别提及 “果...[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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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一〇年进康乃尔大学时,原是学农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我做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后来我在国内向青年学生讲演时便时常提到我改行的原因,并特别提及 “果...[继续阅读]
〔1〕老朋友宋旭轩(晞)教授曾对庚款留学史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见宋曦著,《旅美论丛》( “台湾省中国文化学院”,一九六五年版),第三章: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留美的新境界》,页八九—一二五。据宋文,美国于一九〇九至一...[继续阅读]
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讲演之时,我却没有受过做公开讲演的正式训练。所以在一九一二年的夏天,我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我的老师艾沃里特 (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校是从七月初开课的...[继续阅读]
在我所经历的各项学生时代的活动里,还有一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影响。那就是主持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时,使我对民主议会程序有所体会。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这段时期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继续阅读]
现在我想进一步谈谈我对 “世界主义” (cosmopolianism)、“和平主义” (pacifism)和 “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学习的经过。我把“世界主义”和 “国际主义”分开。其原因便是我想使 “国际主义”这一名词为我将来讨论我进一步发...[继续阅读]
〔1〕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继续阅读]
今天我想谈谈四十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的哥大。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注册进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其后一共读了两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试及格,我就可以写论文...[继续阅读]
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在我进哥伦比亚之前,我已读过约翰·杜威、查理·皮尔士 (Charles Pierce)和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等 〔实验主义大师〕 的著作。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是...[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