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继续阅读]

    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方遭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继续阅读]

    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靖康以后王安石...[继续阅读]

    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继续阅读]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继续阅读]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政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继续阅读]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继续阅读]

    无论韩侂胄是怎样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能在帝国久习安逸之后,毅然仗义复仇,下诏伐金,在道义上并没有错。至于说到客观上的败势,那是帝国衰敝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能由侂胄一人承当。侂胄的不幸在于他的动机既不纯净,而判断...[继续阅读]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继续阅读]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