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俗画报》连载“元元红游街”

《醒俗画报》连载“元元红游街”图片（共5张）: 1907年3月23日,在天津启文阅报社内,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改名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共同创办了《醒俗画报》,曾去日本留学的画家、植物学家陆辛农担任主笔。社址设在天津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的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内。
《醒俗画报》属通俗类刊物,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十日刊,方形16开本,每本10张折叠页、20张图,双面印刷,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画报不设栏目,用墨线勾画,一事一画,有叙有议,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画”,以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针砭官场腐败;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由于颇受读者欢迎,遂自1907年7月14日出版的第13期起改为5日刊。画报发行不仅限于天津,在上海、北京、杭州、保定、锦州、烟台等地均设有代派处。
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画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画报最初以漫画手法宣传爱国思想,支持清末的立宪 运动。辛亥革命以后,该报又连续报道了革命军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北上天津等消息,同情革命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更多的内容是鞭挞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卖国行径,揭露社会病态、批判旧陋习俗,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尚,着重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
画报在民国初年连续报道了名伶元元红与海银桂通奸后私逃的消息,一时轰动津城。

元元红,本名魏联升,梆子老生,色艺双绝,在上海时就曾与青楼女子雪荫轩有染。来津演出时,更是引得达官显贵家的太太、小姐们的竞相追捧,纷纷往台上扔手绢、丢金戒指。

清朝末年,天津城里鼓楼东盐商姚金镛的小妾海银桂,年少风流,长得标致,为元元红所倾倒。在厨役李升的撮合下,元元红终与海银桂私通,并在南门外租房同居。姚金镛得知后不动声色,暗地买通探访局杨敬林和巡警道叶文樵暗中监视,就在李升 准备护送海银桂与魏联升私奔时将其一并捕获,并于清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游街示众。是日,“一时男女老幼,群相观看,大道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宾乐部的歌妓赵紫卿听说自己仰慕已久的元元红游街要从门前过时,她急急地从楼上往下跑,“不意行至梯半,心急腿短,一阵迷惑,忽然失足坠下,摔得面青眼肿,几乎丧命”。游街行至中途,一名妇女突然大言曰:“‘宝贝!你可折当的不像样儿了,别着急,吾给你想办法去!’说话时,便夹杂呜咽之声,及至说完,便号啕大哭。一时围观之人皆移视线于该妇之身,后经随身之女仆多方解劝,台上车向西而去。”元元红更是大义凛然地大声喊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况不能置之死地,又何畏焉?”

同年七月十八日,督宪宣判:“魏联升发交习艺所押禁10年,李升等知情同逃者,罪有应得,并移送天津地方审判厅迅即审拟详办。”不久,海银桂获刑160天,“限满后再送济良所,永不准配人;李升罚苦力12年”。

1908年5月4日,画报更名为《醒华画报》,每月出刊9期。同年5月,清政府 爆出了天津南段警察局局长段芝贵为谋求黑龙江巡抚一职,献妓杨翠喜于贝子载振的丑闻,社会反响强烈。津门画家张瘦虎以“愁父”为笔名做讽刺画《升官图》投稿《醒华画报》,就在温世霖等准备刊发之时,却遭到吴芷洲的反对。温世霖与陆辛农愤而离去,与顾叔度等创办了《人镜画报》。《醒华画报》改由陈恭甫接办。5月16日,该刊增发双日刊《醒华日报》(后改日刊)。10月30日,报馆迁至天津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1910年8月, 《醒华画报》与《醒华日报》合并,每月改为15期,逢双日出版。至1912年,《醒华画报》的日发行量达到1200份。约于1931年1月停刊,共出版了1618期。

《醒俗画报》见证了清政府的覆灭,记叙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其内容极为丰富,从记录时事到针砭时弊,从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到介绍新奇事物,从阐释风俗含义到批判陈风陋习,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清末民初天津乃至全国各地社会生活的一幕幕鲜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