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市井民情的《天津画报》
反映市井民情的《天津画报》图片(共5张):
《天津画报》约于1921年8月28日创刊,社址在天津南市广兴大街北口路东,内容与形式基本模仿《醒俗画报》,以图画为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及市井民情中丑恶与阴暗。约于1925年5月停刊,现存1277期至1370期。
《天津画报》属通俗类刊物,日刊,方形16开本,每本2张折叠页,封面两张图,内文每页4张图,每期共14张图。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双面印刷。画报不设栏目,用墨线勾画,一事一画,图画配以通俗文字,夹叙夹议,有《王天培实行攻鄂》《“五七”纪念游行》等时政消息,有《售品所白赠一百元》《杨柳青发现大血案》《看文明戏吃惊不小》等社会新闻,有《拐逃妓女》《在窑子里路闹吵子》《继父强奸养女》《妇人生蛋趣闻》等市井信息。图画生动、文字调侃中透着犀利,抨击时弊,针砭官场。每期封面另有署名新民的社会小说连载《银针记》。
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妇女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满足于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要求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对自主支配权的渴望和对父权、族权的反叛。《天津画报》的《一出家庭革命》一文,就是这一现象 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具体体现:“北京西城按院胡同住户宋某,系大清官吏,生有一女名叫玉琴,现在女师范肄业,很讲自由。与其姑母之子刘润生感情笃密,相订啮背之盟。日昨,玉琴向伊父请愿,大为伊父严词拒绝。日昨,润生、玉琴又请愿于其姑母,当亦批驳。玉琴乃窃其父钞票5000元,与刘携手潜逃。日昨,其家接玉琴一函,略谓已与润哥同赴法京求学,因无路费,暂借洋5000,异日归来,当报以十倍!闻宋某急气交加,现已卧病不起。”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变中国 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驻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本舰队集结于渤海湾,战争一触即发。5月9日,袁世凯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二十一条”除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的“即行应诺”。此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因此,5月7日被国人称之为“国耻日”。为了让国人时刻铭记这个日子,每年的5月7日,中国国民都要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在天津,各学校、各商店、各工厂都要休业一日参加大会,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和演说。十几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绕城一周,群情激奋,场面壮观。1925年5月9日《天津画报》中的《“五七”纪念游行》一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盛况:“前天为‘五七’国耻纪念日,津埠各团体齐集南开操场。 下午两点开会,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由主席江著元报告开会宗旨,并口令8条:1.否认二十一条;2.打倒帝国主义;3.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4.铲除卖国贼;5.国民革命;6.促成真正国民会;7.民族解放万岁;8.收回租界及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经总指挥员王南复等指挥一切,并有童子军等维持秩序。警二厅保安总队长杨子修率同自行车队到场弹压。本埠中外大中小各学校、各级女学校、各报馆、各公会以及京各团体,多与会游行,男女约有10余万人,各执旗帜,大呼国民万岁。至三点由南开出发,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官银号、北马路、南开、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单街子、大胡同,过新铁桥,经大经路(今中山路)至达仁女校解散云。”
《天津画报》属通俗类刊物,日刊,方形16开本,每本2张折叠页,封面两张图,内文每页4张图,每期共14张图。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画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双面印刷。画报不设栏目,用墨线勾画,一事一画,图画配以通俗文字,夹叙夹议,有《王天培实行攻鄂》《“五七”纪念游行》等时政消息,有《售品所白赠一百元》《杨柳青发现大血案》《看文明戏吃惊不小》等社会新闻,有《拐逃妓女》《在窑子里路闹吵子》《继父强奸养女》《妇人生蛋趣闻》等市井信息。图画生动、文字调侃中透着犀利,抨击时弊,针砭官场。每期封面另有署名新民的社会小说连载《银针记》。
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妇女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满足于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要求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对自主支配权的渴望和对父权、族权的反叛。《天津画报》的《一出家庭革命》一文,就是这一现象 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具体体现:“北京西城按院胡同住户宋某,系大清官吏,生有一女名叫玉琴,现在女师范肄业,很讲自由。与其姑母之子刘润生感情笃密,相订啮背之盟。日昨,玉琴向伊父请愿,大为伊父严词拒绝。日昨,润生、玉琴又请愿于其姑母,当亦批驳。玉琴乃窃其父钞票5000元,与刘携手潜逃。日昨,其家接玉琴一函,略谓已与润哥同赴法京求学,因无路费,暂借洋5000,异日归来,当报以十倍!闻宋某急气交加,现已卧病不起。”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变中国 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驻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本舰队集结于渤海湾,战争一触即发。5月9日,袁世凯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二十一条”除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的“即行应诺”。此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因此,5月7日被国人称之为“国耻日”。为了让国人时刻铭记这个日子,每年的5月7日,中国国民都要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在天津,各学校、各商店、各工厂都要休业一日参加大会,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和演说。十几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绕城一周,群情激奋,场面壮观。1925年5月9日《天津画报》中的《“五七”纪念游行》一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盛况:“前天为‘五七’国耻纪念日,津埠各团体齐集南开操场。 下午两点开会,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由主席江著元报告开会宗旨,并口令8条:1.否认二十一条;2.打倒帝国主义;3.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4.铲除卖国贼;5.国民革命;6.促成真正国民会;7.民族解放万岁;8.收回租界及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经总指挥员王南复等指挥一切,并有童子军等维持秩序。警二厅保安总队长杨子修率同自行车队到场弹压。本埠中外大中小各学校、各级女学校、各报馆、各公会以及京各团体,多与会游行,男女约有10余万人,各执旗帜,大呼国民万岁。至三点由南开出发,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官银号、北马路、南开、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单街子、大胡同,过新铁桥,经大经路(今中山路)至达仁女校解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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