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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人物


张伯苓

张伯苓

姓名:名寿春,字伯苓
生卒: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
年代:民国
籍贯:天津
简评: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生于天津,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6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生平简介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

  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张伯苓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当年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他下榻的简陋馆舍臭虫多之故。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住所,几经寻找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深表敬佩。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但在南开校庆典礼时被婉拒参加。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先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自己要负些责任,国家的事情我有份责任,你不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你指责你自己,你尽责任了没有?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张伯苓

教育思想

  美育思想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

  戏剧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音乐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1938级老校友李世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环境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是幽静美丽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即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教育理念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张伯苓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

中国奥运第一人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在众多张伯苓研究者中,当以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的归纳最为简洁有力:“张伯苓与奥运的关系有七个‘最早’,即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倡导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奉派出席奥委会的代表,最早将奥林匹克教育引入课堂,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倡议。”

  的确,从1907年开始,中国人就在交织着憧憬、泪水、梦想和激情的奥林匹克之路上砥砺前行,而张伯苓就是这一漫漫长途发轫时期的杰出代表:

  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最早参与:创建和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张伯苓先生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入课本  

  张伯苓先生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最早创建: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张伯苓先生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  

  张伯苓先生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兴奋之余,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张伯苓大事年表

1876年(清光绪二年)一岁

  四月五日,清明节,生于天津。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字行。

1882(清光绪八年)六岁

  幼年因家道中落,无力延时就学,曾入同族人张竹坡家馆就读,后又转入刘先生办的义学读书。

1891(清光绪十七年)十五岁

  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学制四年。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十八岁

  在北洋水师实习,随北洋水师参加黄海战役。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二月,北洋水师覆没,满怀激愤返师归来。

  九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毕业。因无船,在家闲居一年。
 
  是年冬,娶宜兴埠安氏女,因该女久患痨疾,婚后五日去世。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岁

  二月,续娶王氏。
  
  同年春,被派往同济舰服务。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随同济舰到威海卫,办理威海卫的接收和转租手续,舰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中国的帝国旗。他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国事日衰,决心弃武从文,教育救国,退役海军。

  十一月,受天津名绅严范孙先生之延聘,在严馆授西学(英文、算学、理化诸科),时严氏子侄五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生长子锡禄。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全家逃往严宅避难。由于他通晓英语,支应寇兵的骚扰。一子一女才四、五岁,因染上瘟疫,无衣无药,均不幸先后死去。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受津绅王奎章之请,至王馆教授西学,时王馆有学生六人。每日上午至严馆,下午至王馆授课。

  严范孙与他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第二年扩充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乘暑假之暇,张伯苓借赴日本参加博览会之机,考察日本教育。由王奎章捐款从日本购回理科标本仪器若干。回国后,张伯苓对严范孙等助威先生说:“吾今而后,乃知办学之事,非可以草率而为也。如普通学堂,所应改良处甚多。恨吾为局外人,不能干预其事,一试吾所见耳。”

1904(清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严范孙闻张伯苓之言,亟欲赴日本一游,恳请张伯苓为向导,张伯苓也愿再往日本考察。五月二十五日,张伯苓陪同严范孙到上海,结识汤寿潜、吴昌硕等,并参观育才书塾,务本女塾等校。二十八日,乘永生船赴日。

  六月二日到达东京,结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棚桥源太郎等。参观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学校,考察日本教育,“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

  八月八日,乘英船归国。在归途中,严范孙说:“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说:“是不难,所虑者无地与钱耳,苟由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严范孙听了非常高兴。

  九月一日,严范孙和张伯苓商议成立中学堂事。

  十月十七日,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中学,定名“私立中学堂”。校址设在严宅偏院,经费由严、王两人每月各分担百两。第一期招收学生七十三人,分三班,张伯苓任监督。张伯苓教授英文、算学、史地、体育诸科。

  年终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学校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又设师范班,以严、王两馆年长学优者陶孟和、时趾周等充任师范生,半教半读。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中学堂成立三载,学生人数骤增,校舍狭窄,不敷使用。时天津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作为新校舍建筑经费。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新校舍第一座楼房,即东楼告成,二月十三日迁入新址,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

  七月,生次子锡羊。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第一届南开中学毕业生: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三十二人毕业。

  八月,张伯苓作为直隶代表赴欧美调查渔业,同时参观考察欧美教育发展情况。监督一席由严约冲担任。

  十二月,三子锡祚生。

  东,其父张久庵病逝。

1909年(清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南开中学堂第一次公演张伯苓自编、自导、自演的新剧《用非所学》,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

  九月,经张伯苓介绍,其妹张祝春与马千里结婚,实行新式婚礼,对社会影响甚大。

  十月,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张伯苓率南开学生三人参赛,并任总裁判。

  是年,张伯苓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为基督徒,他满怀宗教热诚,多为社会服务。

1910年(清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正月,提学使卢木斋由公款拨助南开中学堂经费每月银百两。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一月九日,为营救革命党人温世霖,张伯苓去直隶督署,“为之剖辩,全力无效”。

  三月,天津客籍学堂与长芦中学并入南开中学堂,学生增至五百人。

  三十一日,当选天津基督教育会董事长。

  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天津市面紧张。

  十一月七日,张伯苓、严范孙等在咨次局商谈维持地方治安办法。

  是年,受聘兼任北京清华学校教务长,半年后辞职返津。

1912年(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四月,校名改称“南开学校”,监督改称“校长”,仍由张伯苓担任。

  是月,四子锡祐生。

  七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张伯苓竭力主张实行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提出德、智、体、美四育的教育宗旨。

1913年(民国三年)三十八岁

  四月二十九日,张伯苓在修身班发表演说,提出“三育并进不可偏废”。

  五月,南开与天津、唐山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南开获胜。

  十一月十七日,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新剧团成立。

  十二月十日,张伯苓宣布新章,其中有学生未逾二十岁不准娶亲,否则革退。

1915年(民国四年)三十九岁

  一月二十九日,张伯苓因公赴京。

  三月六日,专门科同学在张伯苓家中开茶话会,并有各种游戏茶点助兴。

  三月二十五日,南开义塾董事部聘张伯苓为顾问。

  三月二十九日,张伯苓在修身班演讲说:“吾国以小国而受人欺,良可惜也。疆域如此之大,何以言其为小国耶。试问海内亲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以斯人而为四法国,吾见蕞尔其小也。国果大,有受人欺者哉。然则吾辈之应为者,则充此国而益大之耳”。

  三月三十日,张伯苓约直隶(河北)全省来津开小学教育会议的代表二百余人在南开学校开茶话会,并发表演讲。

  四月初,张伯苓与严范孙先生同赴河南调查学务。

  四月,全国教育会议在天津召开,张伯苓与严范孙出席。三十日于青年会宴请各省代表。

  五月九日,张伯苓率运动员郭檀彬、王文达等七人赴上海参加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并与严范孙、范源廉、陶孟和等人至杭州、南通参观各学校。

  八月三日,张伯苓、严范孙约请江苏省视学校侯保三来南开演讲教育问题。

  秋、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起建平房八间,筹办义塾。

  九月二十八日,张伯苓因公赴南京。

  十月三十一日,北京南开同学会成立,梅贻琦任会长,张伯苓到会发表演讲。

  十一月,张伯苓受聘短期代理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是年,张伯苓将中学事务交时趾周主持。

1916年(民国五年)四十岁

  一月,张伯苓在修身班发表演说,谈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他说:“其目的则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以应对时势之需要。”

  二月二十三日,张伯苓在修身班演讲,告诫放假回家的学生要“戒赌”。

  二月二十八日,张伯苓提议组织乐群会,以期帮助住校学生及住津学生之乐趣。

  三月六日,张伯苓特约军医学校校长全希伯大夫来校演讲关于卫生各事。

  三月,直隶学务联合会在天津召开,张伯苓被推选为会长。

  三月十七日,张伯苓率足球队和篮球队赴京与清华学校比赛,获胜,并发表讲演。

  五月十七日,张伯苓率体育代表队赴北京参加北部学校联合运动会,南开学校夺魁。张伯苓发表《中国急宜讲求体育》的演说,同时当选华北体育联合会副会长。

  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南开同学会庆祝母校优胜之喜,张伯苓到会发表演讲。

  七月,张伯苓率周恩来等南开新剧团团员十人,赴津郊高住李氏小学编写新剧。

  八月初,北游考察张家口、宜化等地学校教育。

  九月四日,直隶省中学校会议在天津举行,张伯苓当选为大会主席。

  十月底,张伯苓应邀去沈阳、吉林等地演说。

  十一月,张伯苓在修身班上发表谈爱国的演说。

  十二月二十三日,南开举行第九次毕业式,张伯苓致辞说:“救国问题甚属重要,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教育事业强国之善股票。”

  是年,办专门部及高等师范部各一班,均因经济拮据,一年后停办。

1917年(民国六年)四十一岁

  一月,南开学校学生满千人,召开全体师生纪念会并摄影留念。

  二十一日,张伯苓在欢迎梁启超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须知我南开最短者,即为不识时务,盖其中纨绔子弟居多数,易流入浮躁愚鲁之境。”要求学生注意深入社会实际,读“活书”。

  二月,张伯苓决定每周六召开教员会议,研究教育管理。

  二月十三日,张伯苓在修身班上演讲,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卫生教育。

  四月六日,张伯苓与校董严范孙,学生周恩来等到志德礼堂观看南开新剧《一元钱》的演出。

  四月,张伯苓派马千里、时趾周赴日本考察教育。

  五月一日,张伯苓赴上海参加全国教会学校教育会议。

  同月,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日本东京举行,张伯苓为总领队,代表中国出席。南开有七名运动员参加。月余返校后,提倡同学改长衫为穿短服,以杜时弊。

  八月十四日,张伯苓由津启程至沪,乘日船经日本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组织情况,校长一席由专门部主任张彭春代理。

  十八日,张伯苓一行七人到达日本,十八日在东京汉阳楼中国青年会召开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设想造新中国,使与世界列强平等。”又说:“余敢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

   廿日,参观博物馆,三越吴服店及丸善书局等处。
 
   廿二日赴美。
 
 1918年(民国七年)四十二岁
 
   一月,南开新增校章规定,对品学兼优家境清贫的学生,实行学费借助,卒业后六年还清。
 
   三月,张伯苓由美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勉励同学,努力求学,“朝以新思想变旧社会”。
 
   五月,严范孙、范源濂到美国考察与张伯苓会晤。张每晚给严讲教育,并共同研究美国私立大学之组织,以俾日后筹办南开大学。
 
  六月,张伯苓在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曾用英语发表演讲说:“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

  十一月,张伯苓在美国葛林乃尔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学制之变迁及其将来》的演说。

  十二月,归国途中,张伯苓在东京与南开同学周恩来等合影留念。

  二十四日,张伯苓和严范孙等返回天津,南开师生及军乐队到车站欢迎。

1919年(民国八年)四十三岁

  一月二十五日,张伯苓在教育厅于河北高工礼堂召开的集会上讲演访美感想,他说:“今后教育当尚实、尚理想、按科学法教之做事。当利用物质,利用科学。当学组织。当学社会科学,即打破旧家族制度,而成国家。”

  二月十五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乐贤会上对千余名学生家长发表演说:“是以须自造民国,而教育事业益不可缓。”

  三月,张伯苓去背景,同梁士诒、周自齐、草润田洽谈,他们三个人认捐四十万元公债券,利息每年可得二万四千元。后又去保定见直隶督军曹锟。

  四月,张伯苓、严范孙去山西太原参加第七届华北运动会。

  十二月,在阳泉受孔祥熙欢迎,十三日阎锡山在督署宴请张伯苓等,十七日在山西大学发表演说。二十七日,张伯苓与严范孙去南京见江苏督军李纯,筹措大学经费。

  五月,“五四”运动发生,张伯苓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北京被捕代表。
 
  六月,张伯苓在教职员会议上赞扬学生爱国运动:“此次学生奔走呼号,纯系爱国之确证,放假期内犹复勤不休,其心可见,其志可饮。”并决定免除学期考试。

  七月六日,张伯苓赴太原参加全国教育研究会会议。

  二十九日,张伯苓在南开宴请美国教育家杜威。杜威在津演讲《教授科学的方法》,张伯苓任翻译。

  八月,天津第二批请愿团到北京,十四名代表被捕。张伯苓等绅商代表赴北京请愿,要求惩办镇压山东爱国举动的济南镇守使马良。

  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大学城里。分文、理、商三科,招收新生九十六人。周恩来免试入学。冰凌为大学部主任,是日举行开学典礼,黎元洪、严范孙等参加,张伯苓讲话。

  朝鲜反日爱国青年朴世荣长途跋涉来津报考南开,张伯苓“壮其志而怜其清贫”特许免费入学。到1921年,南开大学共接纳朝鲜学生七人。

  十月,乘车赴沈阳演讲并考察教育。

  十一月十三日,应邀去上海参加圣约翰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鉴于张伯苓“醉心教育,成绩卓然”,该大学特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为便于学生赴外国留学,张伯苓在南开设留学顾问处,聘请教师为拟去英、美、法、日等国留学的学生提供咨询。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伯苓在纪念大学城里大会上演讲说:“个人应具有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独立校风。”

  十二月十四日,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宣布南开改革大纲。

1920年(民国九年)四十四岁

  春节,张伯苓到天津警察厅看望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的周恩来等南开同学。

  三月,约请严慈约、范源濂、孙子文、李琴湘、蒋梦麟、王浚明、陶孟和、刘芸生和卞俶成等九人为南开大学校董。

  九月,得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年捐三万元,借创办南开大学矿科费用。

  十月,赴南京为李秀山吊丧。

1921年(民国十年)四十五岁

  一月六日,特请梁启超颁发大学各组网球优胜奖品。

  同月,张伯苓召集南开大学教职员及学生代表约二十人,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开会,讨论学校改革事宜,张伯苓提出办学方针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

  三月,随着南开大学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校舍明显狭窄,于是在城南八里台租购公地七百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舍。

  江苏督军李纯(秀山)遗嘱,以家产十分之一(五十万)充南开大学基金,学校立“秀山堂”以志纪念。

  五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张伯苓任会长兼总裁判。

  九月,张伯苓邀请善守义来校指导篮球队。

  十二月,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由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部主任陈鹤琴陪同参观南开。张伯苓与之座谈,并与冰凌赴京参加孟禄召开的教育讨论会。

1922年(民国十一年)四十六岁

  在八里台得地七百亩,起建新校舍。

  二月,赴京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事所成立会。到会者有熊希龄、蔡元培、胡适、范源濂、严范孙、陶行知等。张伯苓在会上发言。

  二月二十日,张伯苓为提倡体育,特邀东南大学体育专科主任麦克乐来校指导体育运动。

  三月,南开教职员成立“集金赎路委员会”,张伯苓等五人为委员,他捐伍佰元。

  五月,根据1921年十月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的新学制案,中学部改用“三三制”。

  七月,南开第一期暑期学校开学,学生三百余人。

  十月,美国教育家推士博士来津考察自然科学教育,张伯苓主持“科学教授研究讨论会”,推士发表演说。

  十月十八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第四次始业式上发表演讲,谈教育之目的,他说:“而教育之目的无他,在求此解决吾华困难之方而已。此问题吾非一时所能解决者,然‘百尺高楼以地起,事无大小,全在精神。’”

  十二月,美国罗氏基金驻华代表来南开接洽为南开大学建筑科学馆捐款事宜。

1923年(民国十二年)四十七岁

  三月,大学得美国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费十万元,设备费二万五千元,又有袁述之捐七万元兴建科学馆,名曰:“思源堂”。

  五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张伯苓出席并主持大会。

  六月,南开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二十亿人。

  八月,大学部迁入八里台新校址。

  范文澜被聘为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李济教授教“人类学”。

  九月五日,南开女中部成立,分两半招生七十余人。张伯苓在开学式上演讲。

  九月十七日,张伯苓在大学部开学式上演讲说:“办大学之目的在信学以致大。学以易遇,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

  十一月一日,张伯苓在高级修身班上演讲说:“途近年来因为本校筹款,在校时日甚少,每以为恨。”

  十二月四日,张伯苓应烟台青年会之月,前往演讲三天。

  十二月二十一日,张伯苓参加南开女中新校舍奠基仪式,并发表演讲。

1924(民国十三年)四十八岁

  二月,张伯苓在全体教职员特别会议上提出“开诚布公,根本改造”,作为南开学校的行政大纲。十二日,张伯苓在开学式上发表演讲,指出学校要不断改革,鼓励学生自治,并分送师生建议书,号召师生对学校一切事项提出建议。

  同月,张伯苓担任学生教育研究会顾问。

  六月,赴武昌参与第三次全国运动会。

  八月,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成立(简称全国体协),王正延、张伯苓任第一任名誉会长。

  九月,张伯苓对学生发表讲话,谈南开学校的教育,训练方针及今后的责任。

  十月十七日,南开学校建校二十周年,全校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张伯苓发表讲话。

  十一月,张伯苓召开大学评议会会议,讨论用过于讲课问题。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北上抵津,五日张伯苓拟召开欢迎会,邀请孙中山莅校演讲,孙中山因病未出席。八日特请孙中山秘书黄昌谷在思源堂讲《中国工业化之现状》。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四十九岁

  二月,张伯苓提倡组织“出校同学会”,以联络出校同学。

  三月十九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纪念孙中山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孙先生为一代伟人,百世师表。”“吾人极应本先生之精神认清目标去干,竟先生未竟之业”。

  五月七日,男中、女中两部举行国耻纪念会,张伯苓任大会主席,会后加入市民团体游行。

  三十日,“五卅”惨案发生,全校师生组织“五卅”后援会,并募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十一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团陶行知等来校。张伯苓设宴招待,陶行知在南开演讲《学做一个人》、《教学合一》。

  是年,受聘任齐鲁大学董事长,并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

  十二月十七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高中周会上演讲,提出“学行并重”。

1926年(民国十五年)五十岁

  春,张伯苓应山东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到烟台作“教育救国”演讲。三天之内,讲演几乎到十次。

  四月,在广州的南开校友庆祝张伯苓五十寿辰,周恩来前往参加。

  六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批准中山大学筹委会组成。张伯苓、林祖涵、陈其瑗、蔡孑民、于右任等三十人为特聘委员。

  七月中旬,何廉到南开大学任教,张伯苓带领何廉拜访严范孙。竺可桢也受聘到南大任教。

  秋,南开大学矿科因经费拮据停办。

  十一月,中华民国拒毒会第二届年会推举张伯苓为特约委员。

  同月,为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四周年纪念题词:“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钦羡贵校,巾帼英贤。懦弱之耻,以雪前湔。四载孟晋,奋迅无前。起衰振靡,用广师传。俚俗恭祝,寿考万年。”

  十二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博士在日本东京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后来津,参观南开大学,张伯苓宴请。十八日,张伯苓为南开经费事,致函张作霖。二十七日,致函马寅初,邀请来南开大学讲演。三十一日,致函张学良,希望设法维持吉林毓文中学财政。

  是年,颜惠庆组阁,聘请张伯苓任教育总长,他表示不做官,辞不往。

  张伯苓召集大、中学两部教职员开会,计划举办“社会视察课”,聘定赵漠野先生为专任干事,目的为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力,进一步熟悉社会。

1927年(民国十六年)五十一岁

  七月一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在秀山堂成立。

  七月,张伯苓利用暑假在南中礼堂召开了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当时有人送给大会一面横旗,上面写了“干、干、干”三个大字。张伯苓提出表扬说:“这正是我们南开的精神。不过还要弄清楚应当怎么干!”

  八月,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张伯苓任总裁判。

  九月十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会(后来改为经济研究所)成立。商学院何廉教授任主任。

  九月,张伯苓去东北考察。十一月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

  十月十七日,张伯苓在南开二十三周年特刊上发表文章《今后南开的新使命》。

  是年,奉军张学良主持北方政局,聘张伯苓任天津市长,他辞而不就。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四日,学校为限制学生旷课特订新章程,引起南开风潮。张伯苓因此辞职,经董事会挽留后复职。

1928年(民国十七年)五十二岁

  一月,张伯苓致函张学良,邀其为“满蒙研究会”名誉董事、张学良为该会捐银洋五百元。

  二月,张伯苓为太平洋国安讨论会会员。

  四月,张伯苓携“满蒙研究会”主任干事傅恩龄赴东北三省调查研究,月余返津。

  八月,南开小学成立。聘美国人阮芝仪博士为实验导师,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验。

  和四月,前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捐款十万元,为南开大学建“木斋图书馆”。

  同月,李典臣捐赠旧藏中文典籍七万册。卢木斋捐赠二万册。

  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开学校董事,教职员为张践行,欢送张伯苓赴日、美、英、法、意、瑞等国考察教育,第二年九月回国。

  是年,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发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为本校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1929年(民国十八年)五十三岁

  一月二十五日,张伯苓抵达纽约,联络美国著名人士孟禄、克鲁百垂克,加特等联名为南开募款。

  三月,南开学校创办人之一严范孙逝世,时张伯苓在欧美未归。后募款在南开中学部建范孙楼一栋,立严范孙铜像,以志纪念。

  四月十九日,张伯苓在美国费城各学校参观后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

  六月二十日,张伯苓在英国广播无线电台演讲“将来科学教育之需要”。二十二日,对旅英同学讲话:“在国外读书,不要忘记祖国。”

  七月,在英国伦敦与英国生育节制委员会会员详细讨论节制生育问题,主张“节制生育、改良人种”,并请其代购全套节制生育器具寄回中国。

  九月,蒋廷黻、肖公权、李继侗等南开大学的骨干教员离开。

  九月二十三日,张伯苓赴欧美考察后,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

  十月,南开校友总会成立,拟募款八万元建范孙楼一栋。

  秋,许多在南开大学工作多年的骨干教员,包括萧遽、蒋廷黻、肖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任教,给南开的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是不可能的。清华不择手段地招聘教师,激怒了张伯苓。张伯苓决定把南开大学发展的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

  十月十九日,张伯苓为范孙楼举行奠基仪式并讲话。

  是年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唐纳教授受太平洋学会派遣,前开考察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金陵大学农村调查及定县平民教育。在南开大学居住三月余。

1930年(民国二十年)五十五岁

  二月二十八日,张伯苓与伉乃如赴南京筹集经费。

  三月十六日,张伯苓赴辽宁参加东北大学校务讨论会。

  二十八日,张伯苓赴北平参加华北球赛大会。

  四月二十一日,张伯苓为东北大学事务赴辽宁。

  五月二十四日,张伯苓被推选为第十五届华北运动大会执行总裁判,与章辑五、田秩会、侯洛苟、严仁颖赴济南。

  夏,为奖励清寒优秀学生,南开大学设立特种奖学金。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五十六岁

  春,“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在北京成立,张伯苓被推为大会主席。

  三月,大学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张子丹任主任。

  七月,教育部聘张伯苓、吴邦伟等十九人为全国体育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大学改制为学分制。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五十七岁

  九月,张伯苓携大学教授李适生等人前往绥远视察垦植及畜牧业。

  十六日,南开举行本期全体教员聚餐会,张伯苓发表题为《南开教育今后应注意各点》的讲话。

  十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张伯苓任总裁判。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八岁

  三月,南开大学设立算学奖学金、梁士诒助学金、思源助学金、觉顿奖学金,以资奖励优秀学生。

  春,依据大学组织法,成立经济研究所,何廉任所长,方显庭为研究主任。

  五月五日,张伯苓参加河北省新生活运动成立会,并发表演讲。

  十月,第四届华北运动会在津召开,南开拉拉队组成“勿忘国耻”,“勿忘东北”等字形,进行表演,当即收到日本人的反对好忌恨。张伯苓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十七日,南开卅周年庆日,于学忠送大钟一座。校长张伯苓宣布“公”“能”为南开校训,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十二月四日,张伯苓入川。十二月三日途经宜昌,逗留三日,在异常期间应各方之请,为各学校学生讲话。张伯苓说:“‘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五十九岁

  南开校友总会为纪念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周年及张伯苓六十寿辰,发起“三六奖学金”募款运动,实募六万九千余元。

  是年,就任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

  冬,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六十岁

  年初,全国禁烟会议在重庆举行,张伯苓应邀出席。他见华北局势危急,决定在川设立南开分校。

  三月,张伯苓命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筹备中学。四月在重庆沙坪坝兴建校舍,九月开学,定名“南渝中学”。两年后改为重庆南开中学。

  五月十五日,周恩来致信张伯苓,信中说:“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证,未曾已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十月十七日,张伯苓主持严范孙铜像揭幕典礼。

  十一月六日,张伯苓离津赴上海参加全国体育协进会,会后去南京,十六日至重庆筹募办学经费,并未“重庆南渝中学”组织董事会,张群、吴达铨、卢作孚、胡子昂等为理事。

  十二月,为庆祝圣诞节,冯玉祥赠张伯苓景泰蓝鼎,上题“恭贺圣诞”四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六十一岁

  七月,“七七”事变发生。南开大学、中学于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惨遭日机轰炸。张伯苓三十日在南京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对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八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十月一日开学,因日寇的轰炸,十二月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分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是年,张伯苓被推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六十二岁

  五月十三日,武汉南开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开会欢迎张伯苓。周恩来出席并讲话。张伯苓特请周恩来为南渝募款。

  七月,张伯苓出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

  南渝中学更名南开中学,学生已增至一千五百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六十三岁

  一月,周恩来应张伯苓与南开重庆校友会的邀请,参加校友报告会。并以《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为题,作了重要讲话。

  九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重庆南开中学内恢复,至抗战胜利时,先后培养出研究生三十五名。

  同年,教育部组织图书征集委员会,张伯苓任会长。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六十四岁

  元月,张伯苓对美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军火,怂恿侵略中国。

  七月,患摄护腺肿大病。

  八月二十二日,日机以重庆南开为目标,投弹三十余枚,校舍被毁,损失颇巨,事后张伯苓命人立即修建。此间敌机威胁虽重,但学校工作并未停顿。

  九月,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被选为主席团副主席。

  成立重庆南开临时小学,招生百余人。

1941年(民国三十年)六十五岁

  加入国民党。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六十六岁

  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回国后,著“天下一家”一书,对张伯苓推崇备至。

  因患摄护腺肿大病,入重庆中央医院治疗。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六十八岁

  夏,张伯苓召集在昆明的南大教职员赴渝,商讨复校计划。

  十月,张伯苓在《校庆特刊》上发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的文章,文中详尽地阐述了南开学校四十年的发展历史。

  为庆祝南开成立四十周年,张伯苓七十寿辰,南开校友发起“伯苓四七奖助基金”运动,募款六百余万元。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六十九岁

  一月,国民党政府为表彰张伯苓的办学成绩,授予一等景星勋章。

  五月五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张伯苓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九月,毛主席、周恩来去津南村看望张伯苓。

  十月二日,张伯苓派黄钰生、喻传鉴回津办理复校工作。十七日,南开中学招生,并决定次日为“复校纪念日。”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七十岁

  五月四日,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开始“复原”。南开大学迁返天津。

  六月,因摄护腺肿大病赴美医治,在美期间接受恩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秋,大学本科各院系自昆明回津,次年春,经济研究所也自重庆遣返天津。

  十二月,张伯苓由美回国。二十九日,上海南开校友百余人在国际饭店欢迎,上海市长吴国桢致辞。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七十一岁

  一月三日,张伯苓到达南京,住西康路十九号,五日出席南京校友欢迎会,张伯苓演说:“近期内的中国,应侧重两个目标:一为工业化,一为民主化。”黄钰生报告天津复校情形。

  十四日,到达重庆。

  三月十九日,张伯苓由重庆回到天津,当张伯苓到达天津东站时,月台上与天桥上人如潮涌,水泄不通。当天在南开大学胜利楼客厅会晤前来欢迎的校友及新闻记者,并发表讲话。

  六月二十九日,张伯苓在女中礼堂召集在津校友举行茶话会,并就组织公能学会,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事致词。

  八月,张伯苓以十七万张选票当选所谓“天津市国大代表”。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七十二岁

  三月二十九日,张伯苓在南京参加伪“行宪国大”会议。  

  五月,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张伯苓表示“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饿,还是办教育的好。”不日,蒋介石又来电敦促,他碍于情面,只好应允。

  七月,张伯苓与张群同机飞往南京,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避居重庆。大学校长一职由何廉担任(任职后几天就走了)。

  十二月,蒋介石指示护送张伯苓夫人及家人去南京。

1949年 七十三岁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蒋经国曾先后三次至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张伯苓住宅劝其去台湾,均被张伯苓婉言拒绝。张伯苓后来自叹“一脚踏在臭沟里”。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1950年 七十四岁

  一月,在津南村第一次患中风症。

  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张伯苓打电报向毛主席表示祝贺。

  五月三日,重庆南开中学教职员工欢送张伯苓北归,合影留念并到机场送行。张伯苓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他暂住北京西城傅作义旧宅。

  九月十五日,张伯苓自北京返津。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为其饯行。

  十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问张镜谭说:“你说哪个党好?”张镜谭感到诧异时,他却自问自答地说:“我看还是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我的孙子张元静已经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51年 七十五岁

  二月十四日,第二次中风,口角歪斜,说话不能。

  十九日,黄钰生代为起草遗嘱。

  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张伯苓病逝,终年七十五岁。周恩来总理前往张宅吊唁,并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讲话:“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很关心,对他寄予希望,没想到他故去了,很可惜。”“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咱们都是他的学生。”

  二月二十六日,《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发表张伯苓遗嘱。

  三月三日,《人民日报》摘要刊载张伯苓遗嘱。

——“张伯苓大事年表”摘自《张伯苓传》,郑致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