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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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生平简介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14岁从军，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其后，熊十力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从1918年到1932年，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两个关键的转变：一是完成了其学术修养上的提高和哲学思维上的训练。在这一阶段，熊十力不仅阅读了佛家的诸多理论著作，对佛教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而且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治学理念等方面逐步得到完善；二是完成了由对法相唯识学的服膺到宗于儒学传统的转变。此一转变是熊十力内心的自觉，是熊十力生命性格的必然。

　　熊十力是个性情中人，喜欢结交学术界的朋友，并善于从周围人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早期，他几乎与国内所有的哲学大师都有交往，对其影响较深的有梁漱溟、马一浮、林宰平等。梁漱溟不仅为熊十力开启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也对其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早期对熊十力观点的批评，以及熊十力思想成熟后与其的学术切磋，都对完善熊十力的思想有莫大的帮助。对熊十力影响较大的另一位思想家当属马一浮。熊十力于1927年到杭州养病，将新唯识论讲义寄给马一浮。不久，生性孤傲不轻易见客的马一浮主动来拜访熊十力，并为新唯识论题签并作序。尔后的二十年中，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三人的交往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三人的学术风格各有特点而又各放异彩。徐复观先生曾评价说: “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另外，林宰平、钱穆、汤用彤、蒙文通与熊十力交往也颇多。熊十力曾说：“余与宰平及梁漱溟同寓旧京，无有睽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宜无过于余；知余者，宜无过于宰平。”钱穆在回忆当年与熊十力交往时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和南京，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熊十力等人经常相聚。蒙文通与熊十力经常打嘴巴官司，驳难《新唯识论》，从佛学到宋明理学，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汤用彤总在一旁观战，钱穆则从中缓冲。不难看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总逃不出他所处的时代，而熊十力充分利用了各种条件，将自己的原始气、野人气充实成一个光辉的生命，成为一代大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全国解放后，熊十力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文革中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熊十力先生一生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熊十力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熊十力的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在20世纪后半叶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的新儒家风潮中起到领导作用。熊十力及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当代“新儒学八大家”。

主要学术成就

　　由儒转佛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开创新儒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哲学观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历程中，继梁漱溟之后，极具开创性的一代大师。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治学精神　　

　　熊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又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下文举例如前清考据之风、新文学、科学主义等，略）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卷一）。

　　熊先生这番话，细细想来，亦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副清醒剂。“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学的青年，对于这一番告诫，当反诸己，思之再三。

　　学术独立与自由，说到底，是一个内心的自由问题。中国传统的辞语叫做“自得”，义涵似长。在解构了外在的教条主义权力言说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价值与多元的声音，有时竟汇成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梁漱溟评熊十力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澄)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计从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  梁漱溟
•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创作年表

• 《与友人论张江陵》，熊十力撰；
• 《新唯识论 : 语体文本》，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44；
• 《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撰，东升印务局，1949； 　　
• 《明心篇》，熊十力著，龙门联合书局，1959； 　　
• 《乾坤衍》，熊十力造，中国科学院复印，1961；
• 《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熊十力著/唐君毅著/殷海光著，牧童出版社，1978；
• 《体用论》，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
• 《明心篇》，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4； 　　
• 《新唯识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85；
• 《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论张江陵》，熊十力撰，文明书局，1988； 　　
• 《论六经》，熊十力撰，明文书局，1988； 　　
• 《摧惑显宗记》，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8；
• 《孔子文化大全.第2种,论著类》，苗枫林主编/熊十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
•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群言出版社，1993； 　　
• 《存斋随笔》，熊十力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体用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4； 　　
•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 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熊十力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刘梦溪主编/熊十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十力语要》，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6；
• 《大海与众沤: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熊十力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熊十力全集》，熊十力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生平年表　　

• 1885年，1岁，夏历正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 1892年，8岁，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 1894年，10岁，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 1900年，16岁，长兄仲甫送先生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先生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 1902年，18岁，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 1905年，21岁，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仍密谋革命。 　　
• 1906年，22岁，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 1918年，34岁，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是年，将1913年至1918年间，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 1920年，36岁，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次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 　　
• 1922年，38岁，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 　　
• 1923年，39岁，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 1924年，40岁，秋初，随梁漱溟先生赴山东曹州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 1925年，41岁，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 1926年，42岁，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 1927年，43岁，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后移往杭川养病。 　　
• 1928年，44岁，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先生。 　　
• 1930年，46岁，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1924年秋至1928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 1932年，48岁，10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马一浮作序并题答。11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先生。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12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 1933年，49岁，1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2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8月17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 1934年，50岁，4月8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6月10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9月20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 1935年，51岁，1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6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10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28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8月30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10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先生在1932年冬至1935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 1936年，52岁，2月1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21日发表《论不朽书》。3月20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8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12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 1937年，53岁，2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办“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 1938年，54岁，春，由鄂入川。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 1939年，55岁，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办，应邀担任讲席。9月17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 1940年，56岁，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是年，梁漱溟创办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 1941年，57岁，4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10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 1942年，58岁，1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6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 1943年，59岁，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 1944年，60岁，1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2月，始撰写《读经示要》，11月完稿。3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 1945年，61岁，9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12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 1946年，62岁，4月，回北京大学执教。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先生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 1947年，63岁，春，由重庆返回北大。6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7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8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10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 1948年，64岁，2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5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 1949年，65岁，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 1950年，66岁，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 1951年，67岁，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 1952年，68岁，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 1953年，69岁，冬，《新唯识论》（壬辰删简本）印行。 　　
• 1954年，70岁，春，始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10月，回到上海定居。 　　
• 1955年，71岁，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 1956年，72岁，夏初，《原儒》下卷脱稿。12月，《原儒》上、下两卷，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 1957年，73岁，冬，《体用论》脱稿。 　　
• 1958年，74岁，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 1959年，75岁，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夏，开始撰写《乾坤衍》。《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 1960年，76岁，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 1961年，77岁，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 1963年，79岁，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 1964年，80岁，春夏之交，大病。 　　
• 1965年，81岁，董必武推介先生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言：“兄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 1966年，82岁，文革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 1968年，84岁，春夏之际，患肺炎住院，病渐愈，乃返家。5月24日，心力衰竭；9时许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