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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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清末经学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举人，五应会试不中。官刑部主事，旋归不复出，专攻学术，精研古学垂四十年，融通旧说，校注古籍，著书三十余种。孙诒让所著《周礼正义》为一生心力所瘁，为清代群经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闲诂》亦为注墨的权威之作。《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开山之作。《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二十卷，《四部别录》二卷，则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

　　孙诒让，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间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

　　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学术研究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孙诒让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年），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进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礻几、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于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孙诒让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孙诒让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经子训诂方面

　　在经子训诂上，孙诒让的代表作是《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周礼》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初已佚，补以《考工记》），是记录我国古代官制的书。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总萃。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郑玄注失之简奥，贾逵疏过于疏略，遂于1873年开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前后费时二十六年，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广泛而详细地征引各种文献。已为《周礼》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章太炎赞许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此书也推崇备至，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墨子间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古文字研究方面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虽然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毕竟是较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地方文献整理方面

　　继承清代浙江学者关心地方文献的传统，以整理乡邦献为已任，在辑录校理地方文献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贡献。1877年编成《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温州六县文籍广为著录，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遗著，片纸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该志按四部分类，于每书目之下，采录原书序跋、目录，以及前人评议，如有论误，匡纠于后。该志网罗宏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详，被目录学界称之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

　　此外，孙诒让还撰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编《温州古甓记》，校集《永嘉郡记》，参加编写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还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对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倾注了心血，为后人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主要著作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当时学者半信半疑，章炳麟直指之为伪造。而孙诒让读其书即如获至宝，以为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资料。便冥思苦想，发奋钻研，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进行辨析，于次年（1904）又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第二年，孙诒让又进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石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举其歧异所在，明其省变之原，来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为《名原》七篇，对古文字学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籀庼述林》，则是他晚年手走的学术论丛。其书收录各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了他一生治学的全貌。

　　《温州经籍志》一书，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一千三百余种著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全书网罗宏富，体例谨严，费时八载，于光绪五年才写定，以后各郡邑纷起撰著地方艺文，实由此书导夫先路。

　　总之，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余杭章炳麟目无余子，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自本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享盛名晚清，可谓光焰万丈，实不愧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朴学大师。

倡言革新　　

　　自西学东来，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嗣后，痛国事阽危更进一步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渐渐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甲午中日战起，当年七月，孙诒让奋袂而起，毅然担当了瑞安县筹防局总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抚廖寿车条陈：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筑炮台，购办军火，清查保甲，筹捐经费等六项要务。并殚心策划，在瑞安付之实施。及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孙诒让哀叹“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兴儒会，手订《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通过这一民间组织，“合谷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众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铬，开矿山，办工厂，兴团练，结外交，清吏治，“以围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

　　迨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及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孙诒让扼腕时艰，心请沉重。光绪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势，重申变法更制，下诏求言。孙诒让应盛宣怀之请，为之杜门十日，针对当时政治弊端，写定《变法条议》四十条，主张罢废跪拜朝仪，清除冗官晋吏，裁撤内务府和太监，建立预决算财政制度，设立议院，创办报馆，准许人民言事，设商会，练民兵，办警政，治冶炼，开工厂，重农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内容，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怀迟迟不敢上陈，乃知所谓变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谈。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无可救药，其政治立场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转为同情反清革命。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敫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他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鼐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芬、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鼐新申辨。

　　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凡此种种，说明孙诒让随着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他的一生来说，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晚年，孙诒让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努力服务桑梓，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1897）至三十二年间，他与黄绍箕、绍第兄弟等创立瑞安务农友会，置地试验，改进农桑。嗣又派人至湘鄂两省考察矿务，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的铅矿。为开辟海上交通，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其后又与南通张謇等设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开始用渔轮在沿海捕鱼。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设县商会，公推孙诒让为总理。任内，为收回苏杭甬权，与场寿潜、刘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会，并在瑞安设立分会，致电清廷，坚决反对向英国借款，力争筹资自办。在地方事务中，孙诒让认为“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因而他用在教育事业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从光绪二十二年（189）起，先在瑞安一县办教育，创建了一所专攻数学的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以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其手订意程、学规，对德育智育的培养和书院的管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未几，他又创办了方言馆和瑞平化学学堂各一所，专攻外语和化学，还在郡城创办一所蚕学馆，以事改良蚕桑。经过五年的办学实践，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将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专修班，对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学子实施中等教育。为使教育普及，并在瑞城各隅办起四所蒙学堂，以为幼童就学之所。后又办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学，使中产人家深在闺门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培养师资造就专门人才方面，他曾给资派送瑞安曾通学堂高材生陈恺、许藩二人留学日本习数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长，建议令子弟赴日留学。一年中瑞安东渡留学者达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开留学国外的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决定废科举，设学校。

　　孙诒让受温处两府人士的推戴，于当年十月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他的教育事业遂由瑞安一县，推广而至于浙南地区。在学务分处总理任内，孙诒让首先整顿了温州府中学堂。并深刻地认识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培养师资；培养师资，专赖师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决定在温处两府各办师范学堂一所。温校择址道司前原校士馆。

　　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历时三年，心力交瘁，终于以三万六千元的巨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温州师范学堂，计校舍楼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当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学。事前，为造就小学师资以应急需，曾假温州府中学堂次第举办理化、博物、体育、音乐等科传习所，半年速成毕业；同时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学教师，举办短期讲习会，以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使新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任职期间，他共筹集教育基金五十多万元，在温处两府十六县创办了各类各级学校三百余所。其筚路蓝缕开辟山林之功，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为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复被全省学界推举为教育总会会长。（会长蔡元培久未任职。孙以副会长摄会长职务）。这时，他环顾国内教育情况，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复上陈《学务平议》、《学务枝议》于学部，对全国教育大计，提出建议。其所陈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见解。其讲求事功，实事求是的作风，除学术论著外，率于教育事业上见之，实为新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词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词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哲人往矣！而其一生的光辉业绩，已永垂于世，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崇敬。

教育家孙诒让

　　教育思想

　　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在他拟定的《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  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学务本义》）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十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孙诒让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地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

　　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兴办职业学堂  谋求教育救国

　　孙诒让生活在晚清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外国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非常时期。他在《复日本学者馆森袖海书》认为：“近者五洲列强竞争方烈，救焚拯弱，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当时，在孙诒让面前唯一可施展其报国之志的就是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5年冬，开始与乡绅商议筹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为瑞安学计馆，即瑞安中学前身。他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中道出了办学目的：“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穷。今西人所为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盖不外乎是。”

　　他先后与人一起在温州创办“永嘉蚕学馆”、“瑞平化学堂”，在瑞安开办“瑞安方言馆”等，永嘉蚕学馆采用新译的法兰西、意大利、日本蚕桑课本，引进日本优良树种，以求淘汰改良本地土桑弱蚕。永嘉蚕学馆、杭州西湖蚕学馆和江西高安蚕学馆，为中国最早的三所职业学堂。1902年，温州中山书院改为温州府学堂（现温州中学前身），公推孙诒让为总理，经过他的励精图治，温州府学堂成为当时浙江省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自他1895年冬开始筹办学校至1908年夏逝世的十多年中，经他大力倡导和苦心经营，温处两府十六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300多所，居全省之先。这为温州地区现今的各级各类学校尤其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底蕴。

　　讲究学以致用  培养时需人才

　　孙诒让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应时需”的人才，以“振世救弊”，使国家富强。他认为，西方列强的文明强大在于他们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达，我们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主张开办新式学堂，设事务丛报局，开采五金煤矿，大兴农桑。倡议选派留学生出国研究西学，学习机器制造及农矿化电等科目，还可以在各州县乡开办学堂书塾，教农工商人识字算账，开发民智。

　　他认为外语又是学习西学、了解外国政教的重要工具。他在《周礼政要·通译》中说：“日本变法以来，通国官民不识洋文者甚少。而中国除通商各埠外，识洋文者千人中无一二人，各省中竟有通府无一人识洋文者。”于是提出“今宜于各省广开方言馆，务使东西文家喻户晓”，并在普通学校中开设外语课。

　　他十分重视实用知识教学，“注重初级小学之应用科目”。他参考日本各小学都开设簿记一门，而我国小学尚未开此科，手工课也是徒有虚名。他要求迅速增开，照章补课。“俾齐民子弟，得以留心经济实业，其于富强大计，亦不无裨补也。”除簿记、手工外，种植、制造等学科，用处最为广泛，“尤宜采其中粗浅易明之理，另撰一书，以教童蒙。”他主持的温处学务分处，在制订课程中对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有所不同，删去讲经课，把中国文学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采用自编乡土教材，兼及中外政治沿革、时事评述等。还增设国语一课，以学习推广普通话。

　　倡导教育普及  注重教育公平

　　孙诒让十分重视教育普及，1902年正月，由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成立的瑞安普通学堂开学，并在瑞安县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各设立蒙学堂一所。一时无法增建校舍，便设学在广济庙、忠义庙、关帝庙与显佑庙。他说：“一个文明的表征，不在一二个有大名的通儒，而在全国人民个个都有普通知识，程度不相上下。”

　　他认为国民普通知识，总要人人平均，才能够共同努力，以谋文明进步。如西国文明，在现在算得极盛了，其原因在于无分男女，无分贵贱，无一人不识字，一切士农工商都有普通知识，所以个个都是有用之材。”他尤愿招收不识字的工匠农友、欠缺帐务知识的商人店员，开设的课目是实用的识字、作文、笔算、珠算、会计、阅报等。

　　1906年温处学务分处制定的《暂行学堂管理办法》印发各县，该办法中写道：“国民之智愚贤否，关系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本应随地广设，侫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不负国民教育之义。”

　　为了普及国民教育，他还提出“全国士民，子弟不入学者有罚”，“庶普天率土，塙然知以求学为杓准”。他还制定试行《乡村小学酌设贫苦农家子弟免费或减费入学名额办法》，提出“优异下户学生之父兄”，“设女学位以奖女学”等主张，以促使部分贫苦农家子弟和女童也能入学读书。

　　重视人格教育  优化师资队伍

　　在普及教育中，孙诒让提出“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诸科以陶铸国民，万不能别悬一格，以优待庸士”，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须实在进化”，他认为“造就人格，为中外教育唯一主义”。

　　针对当时学校实际，特设品行一课，与其他各科同记分数。在道德教育中重视教师的作用，要求教师要重身教，“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灭者”。

　　为了办好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他选择延聘热心教育、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士绅主持校务和担任教育管理职务，聘请优秀教职到校任教。为培养合格师资，尤其解决合格理化科教员奇缺之窘境，他决心营建温州高级师范学校。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温州师范学堂，为温州的教育事业树立了先锋旗帜。

　　孙诒让的教育思想和献身地方教育的人格力量仍然鞭策着我们后人。他的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教学方法，以及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办学原则等教育思想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更需加快发展，更需自觉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应当从孙诒让作为一位职业教育倡导实践者的身上汲取力量，从实际出发，合理开设专业，加强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切实把升学教育转到素质教育上来，努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共创人民满意教育。

孙诒让年谱

1848年，1岁（清道光二十年戊申）

　　八月十九日巳时（阳历九月十六）孙诒让生于瑞安市潘岱乡砚下村，世称盘谷孙氏。

1849年，3岁（道光三十年己酉）

　　孙诒让父孙衣言成进士入翰林，是年秋自京师乞假南归；仲父孙锵鸣任广西学政。

1851年，4岁（咸丰元年辛亥）

　　洪秀全陷永安，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衣言携眷北行。

1853年，5岁（咸丰二年癸丑）

　　洪秀全太平军克江宁，定国都改称天京。父孙衣言任武英殿协修，仲父孙锵鸣自广西归在乡里督办团练。

1855年，8岁（咸丰五年乙卯）

　　父孙衣言入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诸子读书。父子两人住澄怀园逾三载。

1856年，9岁（咸丰六年丙辰）

　　随父就读《周礼》《四子书》。

1857年，10岁（咸丰七年丁已）

　　从父读书识文义，浏览《汉魏丛书》以为乐。

1858年，11岁（咸丰八年戊午）

　　英法联军北上，举朝争议，和战未决，签订《天津条约》。金钱起义于平阳，蔓延温州。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府知府。

1859年，12岁（咸丰九年己未）

　　孙衣言辞安庆知府职，随父南归，从父学诗法。

1860年，13岁（咸丰十年庚申）

　　英法军入侵北京，文宗出奔热河，订《北京条约》。孙诒让草《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开始接触校勘学。

1861年，14岁（咸丰十一年辛酉）

　　金钱会自平阳渡飞云，孙诒让随双亲避居温州嗣又僦居温溪再迁孙坑。是年作温州杂事诗数十首，均佚。

1862年，15岁（同治元年壬戌）

　　金钱起义失败，随家归瑞安，居城内水心街许氏宅。冬十二月随父赴皖，道出闽赣。总理衙门创设同文馆，传授外国语言文字与自然科学，亦称译学馆。

1863年，16岁（同治二年癸亥）

　　曾国藩召孙衣言携眷赴安庆任职。孙诒让始治经、史、小学，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

1864年，17岁（同治三年甲子）

　　太平天国天京陷。孙诒让随父南归，得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阮校刻本《薛尚功钟鼎款识》、旧抄本《水心别集》，始事鉴藏善本并治金文之学。

1865年，18岁（同治四年乙丑）

　　父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后兼浙江官书局总办，孙诒让随侍，草《白虎通校补》一卷，增订《广韵姓氏刊误》二卷。

1866年，19岁（同治五年丙寅）

　　孙诒让寓温州城南虞怀里居，院试第一入邑庠，着《讽籀馀录》（读书笔记载）。是年曾国藩创金陵书局，罗振玉生。

1867年，20岁（同治六年丁卯）

　　侍父于杭州紫阳书院。校勘宋王致远抄本《德安守城录》一卷。

1868年，21岁（同治七年戊辰）

　　春三月随父至京师，预试礼部不第，返瑞安故里，游永嘉仙岩。冬十一月，侍父江宁，居瞻园，开始收藏古代文献，十余年间积书八九万卷。时与金陵书局诸编辑切磋学问，为重疏《周官》，研究经、子及古文字之学打下基础。

1869年，22岁（同治八年己已）

　　父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孙诒让草创《温州经籍志》，撰《温州建置沿革表》，辑校晋代佚著《永喜郡记》。

1870年，23岁（同治九年庚午）

　　在江宁。乘舟至京访古，观无？鼎，手拓数十纸以归。作《四灵集笺异》。校刘室楠《论经正义》得札记数十条。手抄《越绝书》。

1871年，24岁（同治十年辛未）

　　春，北上，应礼部试。道出京口，初游金山焦山。至京师偕谭献同寓绳匠胡同，与缪荃孙过往甚密。夏四月，整理邵懿辰著乡邦文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二十卷。夏五月，与张之洞、潘祖荫、李慈铭、王闿运、桂文灿、王懿荣、赵之谦十九人集会于龙树寺，旋返江宁。撰《良斋浪语集》札记、《四部别录》。

1872年，25岁（同治十一年壬申）

　　在江宁。大学士曾国藩重督两江，卒于任上，年62。孙衣言任安徽按察使，晋京陛见同治皇帝。孙诒让始撰《周礼正义》草成《商周金识拾遗》（即后《古籍拾遗》）三卷。校勘《蒙川遗稿》。改定《毛公鼎释文》。是年始号籀庼。瑞安陈虬、陈？宸等创办早期公共图书馆心兰书社，并在飞云江南岸购田亩以田租维持经费。

1873年，26岁（同治十二年癸酉）

　　孙诒让的挚友戴望卒于江宁，享年三十六。戴望是德清人，致力考据训诂，同治四年曾国藩聘其为金陵书局编校，治学严谨。据孙诒让回忆：同治间，余侍父江东，时德清戴子高？才亦客秣陵，与余有同嗜，朝夕过从。我出示汉阳叶东卿旧藏金文拓本二百种同读之，君亦示我旧藏季？鼎，相与摩挲椎拓，竟日不倦。我的《古籀余论》刚脱稿时，戴君得羸甚剧，仍为我手录文稿，嘱我为毛公鼎释文，云云。（《古籀余论．后叙》）孙诒让与海昌唐仁寿年，料理友人后事，得其遗书多种。

1874年，27岁（同治十三年甲戌）

　　再游金山焦山，手拓瘗鹤铭、唐经幢诸石刻以归。撰周季白盘跋、吴禅国山碑跋。

1875年，28岁（光绪元年乙亥）

　　于瑞安北门建新居，其地旧称邵公屿，孙诒让名之为“邵屿寓庐”，为归时读书之所，书房曰述旧斋，别署掸艺宦。撰《六历甄微》五卷。

1876年，29岁（光绪二年丙子）

　　随父去湖北，于河南项城得周要君盂，自命书室曰盂庵。居武昌。

1877年，30岁（光绪三年丁丑）

　　至杭州访丁松生，得观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之盛。得影印吴文定《墨子》手抄本，校正讹字甚多。为征集乡哲遗书，作《征访温州遗著约》。撰成《温州经籍志》，写定《汉石记目录》凡百六十六种二十三卷。是年王静庵生。

1878年，31岁（光绪四年戊寅）

　　正月，自江宁过沪杭归里，与从弟诒燕至陶访碑。“乘潮上驶，过城西八里之白塔木義舟登览，得宋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石塔题纪，及抵陶山又得宋天禧四年庚申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宋治平二年乙已弥陀殿后重建井记及鲤鱼山摩崖手拓以归。”《永嘉郡志》写定付印。孙诒让母叶太夫人卒于江宁。

1879年，32岁（光绪五年己卯）

　　扶母榇南归返里。收藏嘉兴姚氏旧弃汉五凤三年（公元55年）砖砚一方，自署寓居曰“五凤砖砚斋”。与同邑林庆衍及周珑周璪兄弟搜访郡邑金石古刻。校刊同邑方成珪《集韵考正》。

1880年，33岁（光绪六年庚辰）

　　游永嘉十三都密印寺，手拓宋代元丰年间证觉寺钟款归。得晋泰和诸砖。黄绍箕进士入翰林。从弟孙诒燕卒。

1881年，34岁（光绪七年辛巳）

　　遍访永嘉县城古甓。致力校读汉唐诸碑。

1882年，35岁（光绪八年壬年）

　　撰成《温州古甓记》。光绪六年来先后得晋宋齐梁陈砖逾百种，自命居所曰“百晋精庐”，别署“百晋陶斋”。草《瑞安建置沿革表》。校补审正戴咸弼《东瓯金石志》，由十卷增成十二卷。

1883年，36岁（光绪九年癸未）

　　自京师南归。

1884年，37岁（光绪十年甲申）

　　中法宣战，沿海戒严，孙诒让与里人筹办团防。

1885年，38岁（光绪十一年乙酉）

　　阅日本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凡国内之未见者，嘱友人访求。

1886年，39岁（光绪十二年丙戊）

　　赴京应礼部考试。夏五月南归，自沪渡海回故里。开始接触中译西方政治及科技书刊。

1887年，40岁（光绪十三年丁亥）

　　冬游沪上，购得王德膚《易简方》（日本刻本），此为宋元医家最古之册，欣喜累日，手跋其后，拟重刻之。订阅国内各种时务报刊及书籍。

1888年，41岁（光绪十四年戊子）

　　父孙衣言为诒让卜筑玉海楼于金带？北，南北相向，各五楹，为读书藏书之所。两广总督张之洞来征《周礼正义》稿并召赴粤，未往。重修《商周金识拾遗》，改名《古籀拾遗》，补入阮元、薛尚功、吴荣光诸家旧释四十余条，嘱同邑周璪手写付梓。

1889年，42岁（光绪十五年己丑）

　　《周礼正义》脱稿。吴县潘祖荫卒，年六十一。

1890年，43岁（光绪十六年庚寅）

　　携《周礼正义》稿往武昌与鄂督张之洞商榷。三月赴京师应礼部考试并与盛昱、李文田、江标、费念慈、王颂蔚等人在潘祖荫斋辩正鼎彝奇字。作《克鼎释文跋》。六月返里。《古籀拾遗》刊成。

1891年，44岁（光绪十七年辛卯）

　　撰《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卷。

1892年，45岁（光绪十八年壬辰）

　　草创《墨子间诂》。

1893年，46岁（光绪十九年癸已）

　　整理三十年中阅读与校勘的七十八种古籍笔记，冠名《札迻 》凡十二卷。《墨子间诂》初稿脱稿，共十九卷。

1894年，47岁（光绪二十年甲午）

　　京师应试。萍乡文廷式宴请孙诒让及公车诸名士张謇、杨锐、皮锡瑞。中日甲午战起，中国海陆军大败。孙诒让负责瑞安筹防局，他向浙江巡抚上疏《防办条议》。甲午战败后，他痛心地说“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辑贾逵、马融、干宝《周礼》遗说，成《周礼三家佚注》一卷。校黄以周《礼书通故》，笺正三百余条。嘱吴门毛翼庭以聚珍版初印《墨子间诂》三百部。《札迻 》刊成。

1895年，48岁（光绪二十一年已未）

　　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梁启超会同十八省公车上书，陈请拒和、迁都、变法、成立强学会及强学书局，雪洗耻辱。孙诒让闻而感愤，力倡兴儒救国之论，撰《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并叙。丙申复梁启超书中说，“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闷填胸，辄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以富强之源在于兴学。”孙诒让与黄绍箕、黄绍第、项申甫、周璪、洪锦标、王恩植、鲍锦江、杨世环等九人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校释《商子·境内篇》，重校所刊《札迻 》，重勘《墨子间诂》一过。如皋冒广生就婚瑞安，与诒让时相过往。

1896年，49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梁启超撰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孙诒让读之深韪其说，以为剀切详明，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本源。撰《逸周书斠补》，自为序。春正月，瑞安算学书院改为瑞安学计馆。学计馆以致用为本，择址县城前木多下直街卓敬祠开学，聘同邑林调梅任总教习。秋冬间，重编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本《泰西新史揽要》，以《泰西史约》交学计馆印发学生，作课外读物。从妹倩平阳宋恕与余杭章炳麟等在杭州组织经以实用社，孙诒让捐书赞助。清廷派遣留学生赴日。

1897年，50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孙诒让致书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谓朝廷若非幡然改弦，万无挽救之术，似外合二十省之贤士大夫为痛哭流涕之呼吁不可。建议于明春礼部试时，海内公车云集，宜订集数千人上书力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万一得达，斯亦中华强弱之转机也。与罗振玉、徐榭兰、蒋黼等创办务农会于上海；与黄绍箕、黄绍第发起组织农学支会于瑞安，筹款购地，试种湖桑瓯柑。集资创办蚕学馆，以中西新旧之法传授饲蚕植桑。以宋恕的关系，与章太炎通书，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缪。

1898年，51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正月二十日，再改书汪康年，吁请公车上书时附列他的名字，并声称本科公车，当有陈论，弟决计不应试，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夏四月，清廷下诏，决定变法维新。秋八月政变失败，康有为逃香港，梁启超逃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等被杀。此前孙诒让驰书鄂督张之洞请求设法营救，未果。是年二月务家会瑞安支会正式成立，黄绍箕、黄绍第为正副会长，孙诒让任研究部长，洪炳文任试验部长，项申甫、周璪总司收支。会所附设于卓公祠，以神农庙为效外办事处。勘正《顾亭林诗集》，写成校语一卷，跋并诗寄章太炎，有“万里文明空烈火，人间尚有采薇篇。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之语。

1899年，52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春二月，与平阳杨景澄、吴箴、同邑金晦诸人集捐千金创瑞平化学学堂，原郡城孙氏诒善试馆改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药剂，招生三十名。三月设瑞安天算学社于孙氏诒善祠塾，推从侄延绶为社长。同邑项申甫、项湘藻兄弟于城内范大桥街项祠开办瑞安方言馆，孙诒让力赞其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历时二十年，屡易其稿终成。《周书斠补》四卷、《大戴礼记斠补》三卷写成。黄体芳卒，年六十七。

1900年，53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义和团风起，蔓延京津各地。八国联军侵陷北京，德宗、西太后出奔长安。瑞安办团防，举孙诒让总其事，有《答陈栗庵庚子筹防刍议书》。浏阳唐才常起事于两湖，事败就义，孙诒让闻而哀叹，作《浏阳二子谭嗣同、唐才常歌》诗佚。撰《九旗古义述》。福山王懿荣购得甲骨文字，为偿还债务出让给丹徒刘鹗铁云。

1901年，54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春二月初三，清廷与八国联军订立和约。盛室怀浼孙诒让代撰条陈，乃杜门旬日，草成变法条仪四十篇，盛不敢上。冬，拟将学计、方言四馆合并筹办瑞安普通学堂，分中文西文算学三专修班，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下。孙诒让手订章程及各班课程：中文班设经、史、子、掌故、西政、西艺、舆地七门；西文班设英语、会话、文法及英文世界史、世界地理等门；算学班设中西新旧数学及物理、化学等门，初学者用笔算数学一书，程度者较高者用《代数备旨》、《数理精蕴》及勾股三角、测量制图等书。三班除专业外，均通授国文、伦理、体操三门。预定每班报三十名，以年十五至三十，文理清通身心健康者为合格。京师大学堂聘孙诒让任经学教习不就。大学士李鸿章卒，年七十九。仲父孙锵鸣卒年八十四。

1902年，55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春正月，瑞安普通学堂于学计馆原址开学，黄绍箕在京遥领总理，孙诒让任副总理主持校务兼任总教习。并于瑞安城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设蒙学堂一所。瑞安普通学堂附设书报经理处，代乡邑向沪杭各地订购此书及报刊。秋七月，温州知府王琛改中山书院为温州府学堂，聘孙诒让为总理，辞不就。

　　从瑞安普通学堂西文教习蔡华卿习英文，历时三月。他订立的读书治学课程，上午阅览新书报刊，下午料理地方事务及友朋函札，晚上整理旧稿及新著，以点完一支矿烛为度。

　　参加蔡元培、章太炎于上海创办的中国教育会为会员。与从弟诒掝商酌成立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由叔母林太夫人主之，此举深得士绅的欢迎，旬月间解者几半。与林文副潜及从弟诒掝创瑞安演说会，孙诒让任会长，每月逢朔望在明伦堂演说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及具政兴革事宜，城乡各学堂师生及各界人士参加，听者常数百人。至1906年原址办中学堂才结束，历时三年，对地方风气之开通影响甚巨。

　　是年，《九旗古义述》刊成；旧作变法条议以《周礼政要》由瑞安普通学堂刊行作教本。上海书坊出铅印古印诸本流传各省影响甚广；序平阳刘绍宽《东瀛观学记》；校《瑞安藩乱记》跋于后。

1903年，56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春正月与林文潜组织师范教育研究会，会址设小东门外飞云阁下。九月林卒，研究遂辍。六月于瑞安普通学堂内附设师资读书社，供应借阅图书报刊，使科举出身的教员得以进修。重审《毛公鼎释文》，推定此鼎为西周遗器。上海求新图书馆樊时勋以铅活字印行《周礼正义》。

1904年，57岁（光绪三十年甲辰）

　　设普通话讲习社于飞云阁，每周日下午讲习四小时，自任教导。九月邀瑞安普通学堂高材生家长，建议送子女赴日本留学。是年公派学生有陈恺、许藩两人赴日本东京宏文院修习数理化，以培养地方师资。

　　三月勘得永嘉孙坑、郑山、黄山等处铅矿，筹组富强矿务公司，并商请矿务大臣盛宣怀派员来温勘察，遣邑人郭凤鸣赴湘鄂调查矿务征聘技术人员来温州办矿，后以储量不丰交通不便中辍。六月成立大新轮船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

　　重校并跋《墨子间诂》；撰《契文举例》两卷。

1905年，58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已）

　　瑞安县城高等小学堂开办，分甲乙二班，聘林獬为温州监学。孙诒让自编国语科讲义，亲为讲课。清廷决定废除科试，普及学校。温州、处州联合设立学务分处，推孙诒让为总理。京师大学堂屡聘孙诒让为总教习未赴。张謇等集资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张謇为总理，孙诒让为副总理，孙诒让以教育事繁，固辞不就，改推镇海樊时馨任之。瑞安成立商会，孙诒让为总理。议就地丁钱粮带征学务经费两百文，未允行。

　　撰《名原》二卷付刊。又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未竟。

1906年，59岁（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孙诒让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相当于教育界国会议员。附：

　　一等咨议官有刘若曾、陈宝琛、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王树柟、梁鼎芬、严复待八人；二等咨官有孙诒让及丁仁长、赵启霖、王同愈、缪荃孙、胡峻、谭延闿、汪康年、陶宝廉、蒋黼、陈三立、谷如镰、罗振玉、韩国钧、宋小濂、钱恂、熊希龄、罗正钧、尹昌龄、叶景葵、伍光建、屠寄、夏佑曾、张一麟、胡玉缙等二十五人。

　　春二月，瑞安开办公立县中学堂，孙诒让任总理，购置理化仪器凡五千余元。夏六月决定在原唱歌传习所、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基础上创办温州师范学堂。温处学务分处改称温处学务公所，孙诒让亲历各乡查察各级学堂实际情况。德清俞樾卒，年八十八。

1907年，60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五月秋瑾被捕，孙诒让请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抚张曾？设法营救，未果。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召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州，孙诒让以“永瑞耳目甚多，外避嚣之地”，护之东渡日本。是年乐清东乡明强女学堂光复会员陈乃新聚众讲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缉捕，陈乃新潜逃温州孙诒让家，孙设法派人把他护送到上海后东渡日本。浙江教育总会在杭成立，张元济为会长，孙诒让、王廷扬（金华）为副会长，在杭逗留一月，于十二月初三返回温州。温处学务总汇同人发起成立温州通俗教育社，推孙诒让为名誉社长。

　　撰《学务本议》、《学务枝议》上报学部。校理《墨子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后语二卷，是为最后定本。

　　礼部设礼学馆，奏派孙诒让为总撰，未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聘孙诒让为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不就。温处两郡学界倡议集资于飞霞山麓建公署为孙诒让先生做寿，力辞。作《六十辞寿启》。

1908年，61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春，著成《尚书骈枝》；《掸艺宦杂著》改《籀庼述林》，凡存文127篇。春初患寒咳累月，三月二十二日猝患中风，至四月二十七日病增剧，延至五月二十二日（阳历6月20日）巳时逝世。夏六月初七日，温处两郡人士集温州师范学堂开追悼大会，吊者八千余人。杭州教育学会、上海国学保存会、浙江旅沪同乡会、浙江旅京同乡会、温州留东学生会、浙江铁路公司均先后举行追悼活动。

　　自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四年，孙诒让劳怨不辞，在温州处州两郡共举办中小学男女新式学堂三百余所。他是浙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