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医的脉络来看,气的解释占据了当时中医热病学的病因论述。为何强调“气”在近代医疗史的位置呢?除了它背后所指陈的丰富文化与身体意涵外,气也与近代一种“个人”式的卫生高度相关。正因为它不需要精密的科学仪器和...[继续阅读]

    虽然细菌论逐渐站稳知识上的权威地位,但是中医仍不断挑战细菌论,认为细菌并不一定导致热病的发生。如何廉臣说:“饱腹受寒,必起霍乱。”凸显个人生活不当而导致罹病,而非细菌之影响。[1]清末陈虬就指出防疫的“内功”,他说...[继续阅读]

    民国时期的卫生观,就算是从细菌论的视角来谈,也必须注意细菌学进入中国后的两个“异化”趋势:第一,“个人”防病与卫生的重要性总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压过“公共”的视角;第二,虽然细菌学的权威被建立了,但在一般日常生...[继续阅读]

    民国初年,中西医论战方兴未艾,两方都在找寻让民众更加信任其体系的方法。中医努力地“科学化”,西医则面临将复杂的科学理论概念“生活化”,能让一般民众理解,使西医更为普及。程瀚章在《西医应当怎样对待病家》中呼吁,西...[继续阅读]

    19世纪以来,西方医学开始转型,李尚仁和雷祥麟相继指出:病患的个人角色改变了,开始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消极等待和忍耐。[1]本章与下一章,可以作为对照和补充:当新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的病人仍保有一种自主的解...[继续阅读]

    如果把近代中医史的时间范围拉长,倒看历史找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强调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并搜集单方、验方,在防治疾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但仔细看看这些所谓的成就,就可以发现“防治”两字应该...[继续阅读]

    晚清官民对西医的防疫制度,屡有关注。1902年,身为中医的维新派知识分子陈虬(1851—1904)就已指出:西医的防疫法已趋于完善,而且西人“平时饮居均已尽合卫生之道”,但中国却事事不上医疗轨道,若突然施行防疫,“实非独无益,且于平...[继续阅读]

    回顾了民国中医在抗疫问题上的反思与困境后,举例说明当时中医界“防疫”的集体研究。1917年8月到1918年初,山西爆发了严重的肺鼠疫,1918年春到1919年,又爆发流感疫情[1],但似乎山西省的处理状况都还算得宜。[2]尽管当时阎锡山所领...[继续阅读]

    面对西医精良、进步的防疫方法,中医界如何应对?晚清陈虬已指出华人简易的防疫法:“沟衢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水泉宜早汲,用沙沥过,鱼蔬忌久顿,用冰更佳,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须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桶积秽之处...[继续阅读]

    近代中医吸收了不少西医的防疫知识,在历次疫情中,中医已采用这些知识,一如前述。但在中医的论述中,有没有属于中医式的清洁卫生法?1932年,针对澳门传至广州的脑膜炎疫情,刘琴仙认为,中西医其实都有很好的消毒法,食、衣、住、...[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