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的天人关系规则
1998-06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代,盛极一时,阴阳五行家以其阴阳五行结构框架创立了一个包容天、地、人、万物在内的世界图式。它对当时诸家各派及后世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经济的特点是注重自然季节的变化,敬授民时,强调四时的自然规律,这就反映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现实基础。战国秦汉时代的阴阳五行学著作,多已失传,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因包含在其他诸子学说中而得以流传下来。《月令》即是战国阴阳五行家的一篇重要著作,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将它编入十二纪,成为全书的纲领,汉初儒家又将它收入《礼记》一书中,成为儒家的经典,农家则把它的理论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中,保存在《夏小正》、《四月民令》当中。
在《月令》中,世界被描绘为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在这个多层次的世界中,太阳具有决定的意义,《月令》认为太阳不停运转,每个月停在天穹的一个区域。比如,正月时,太阳住在营室,昏在参中,旦在尾中; 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太阳的自然运转形成了四时,每时又分为三个月。四时各有其不同的气候特征,每个月又有各自的征候。与四时相对应,每时都有自己的一班帝神,譬如春天的帝为太皋,神为句芒,夏天,其帝为炎帝,神为祝融。与时月、神帝的变化相对应,每月各有相应的祭祀规定和礼制。四时的运转秩序与五行相配,并体现着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在夏秋之交,居于中央。人事的活动,要受到太阳、四时、月、神、五行等各种力量的制约,人可以利用自然,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遵行自然规律的同时,还有许多神秘主义的规定。
在人事活动方面,《月令》对生产和政治的关系尤加注意,认为政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应有益于生产的正常进行。《月令》的农业生产规律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根据四时运转、阴阳变化、五德生克及生产规律,《月令》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政治活动的指导原则是,凡举行大事,不要逆天数,必须顺从四时的变化,要应时节而发布政令。比如,庆赏与阳气同类,刑罚与阴气同类,春夏属阳,秋冬属阴,所以春夏用庆赏,秋冬用刑罚。试看仲夏之月的诸种规定与征候的对应关系:太阳在东井,昏时在亢中,旦在危中。其日为丙丁,其帝为炎帝,神为祝融,其虫羽,其音为徵,律中蕤宾,数为七,味为苦,臭为焦,祀在灶,祭先用肺。这一时期螳螂生,伯劳鸟始鸣。天子居住于明堂太庙,乘红色的车,驾红色马,载红色的旗,穿红色的衣,佩红色玉,应吃菽与鸡,器皿用高而粗的。命各种乐官习乐,命各有司官员祈求丰年。这个月天子下令百姓不要以蓝草染,不要烧灰,不要晒布,门闾不闭,关市不征税,宽待重囚。这个月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夏至),阴阳相争,物生物死参半。在位的君子要斋戒,居处掩身不显,不要躁,停止声色活动,节欲定气,百官宁静,不事刑罚,以助阴气的成长。鹿角开始解落,蝉开始鸣,半夏始生,木堇华荣。这个月不能用火于南方,人可以居住在高处,等等。政令的实施,必须按照时令的程式规定而不可更改,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月令》特别警告,不可违背时令,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如孟春行夏令,则风不时而起,草木会旱枯,国家将有大乱;如行秋令,则有大瘟疫,疾风暴雨不时而至,野草丛生; 如行冬令,则有大水、霜雪,种的庄稼不生。这种认识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人和谐、天人合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行为必须保证天人和谐的实现,而不能破坏它。他们努力探求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企图用阴阳五行分类的方法把事物贯穿起来,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组建一个包容无遗、万象毕具的有机联系的世界。阴阳五行学说渗入诸子学说,如儒家、墨家、道家、道教、杂家、农家、医家乃至方术之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