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以消费主义为本质的大众文化兴起。新时期出现了一个双向的渗透过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市民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认可市民社会的私利原则,主动融入市民社会,在市场中凭借自己的劳...[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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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以消费主义为本质的大众文化兴起。新时期出现了一个双向的渗透过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市民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认可市民社会的私利原则,主动融入市民社会,在市场中凭借自己的劳...[继续阅读]
丹尼尔·贝尔曾深刻地指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出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继续阅读]
对商业社会及世俗价值观的批判有多种思想资源,其中一种是来自“文革”前和“文革”中培植起来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理想主义鄙弃世俗的日常生活,更不能接受物质利益导向的价值观念,它向往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和超拔的精神世...[继续阅读]
在改革开放之初,青年诗人们控诉历史,不满现实,希冀未来,交织着感伤、沉痛和理想主义的热情。这些复杂、迷茫的情感用朦胧的意象表达出来,形成了朦胧诗这一流派。朦胧诗的主流是启蒙主义,它反叛压制个性的政治势力,伤悼被虚...[继续阅读]
除了老一代浪漫主义作家的复出以外,知青文学也孕育出了浪漫主义。“文革”中,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消磨了自己的青春。“文革”结束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城市,却发现自己的青春丢失了...[继续阅读]
80年代中期产生了“寻根文学”。寻根文学的作者大部分是返城知青,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知青文学的延续和变体。寻根文学有两个走向:一种是延续五四开启的启蒙主义,开展民族文化批判,以达到治疗“国民劣根性”的目的;另...[继续阅读]
叔本华曾经说过:“我生命的朝霞在我人生的暮年时升起了。”这句话用在汪曾祺身上或许也同样妥帖。汪曾祺一生留下了近200万字的作品,其中五分之四的作品写于新时期。1980年,文坛复出时,抖落大半生风霜重拾梦中彩笔的他已步入...[继续阅读]
顾城(1956—1993),据其父顾工所编辑的《顾城诗全编》来看,他自1964年8岁时开始写诗,现在被收入其《全编》中的是《松塔》和《杨树》,此后持续进行诗歌创作,至1977年正式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顾城舒婷抒情诗选》、《顾城童话语言诗...[继续阅读]
梁晓声,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北大荒当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来成为知青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与主流的知青文学不同,不是反思和控诉知青生活的苦难和无意义,而是讴歌与怀恋知青生活的纯真、豪迈,闪耀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继续阅读]
张承志(1948— ),原籍山东济南市,1948年生于北京,回族。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四年,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8年携《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登上...[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