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于近代初期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历史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了向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外,还给对方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继续阅读]

    众所周知,前近代的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方列强向东方殖民侵略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也是中国,之后才波及到日本,这就在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和前车之鉴。此外,为了有效应对西方列强的侵扰,中...[继续阅读]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扼要的小结了。首先,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对华认识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的趋势。三大学问板块都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们各自对华认识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继续阅读]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相互认识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相互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会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历史的状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继续阅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国认识中的所谓“同盟论”、“征服论”和“保全论”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幕末同一个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看到,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认识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个...[继续阅读]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研究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是日本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核心所在。所谓“主体性选择”,表现在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继续阅读]

    将中国对象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中国类型化的过程。所谓“对象化中国”与“类型化中国”只是出于论述的方便所作的逻辑上的区分,事实上,两者是同时进行且互为表里的。或者可以说类型化中国是对象化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继续阅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中国认识的种种类型实际上至少已经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存在过。在近代以前,日本是否存在过一条“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的“对华观的主线”[1]另当别论,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继续阅读]

    “殷鉴论”是幕府后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观。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继续阅读]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在西力东渐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的“殷鉴”,主张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互为唇齿,不仅因为文化相近...[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