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面所描述的踏勘和宿营过程,让人想到这是安排和进行一场扩大化的军事演习,那么各省的准备工作也像是为了一场小规模战争而募集地区和当地的资源。利用现存的档案材料,我们能够极粗略且是保守地估计,为了支持乾隆南巡...[继续阅读]

    各省民众如何看待备办南巡的总动员并有何等反应?各省官员所上奏折都是向乾隆皇帝保证,辖区所有人等,上自官员下到百姓,闻听皇帝巡幸的消息都欢呼雀跃。1749年末迎接乾隆首次南巡,江南河道总督高斌(1683—1755)奏报:“阖省绅耆士...[继续阅读]

    在上面描述皇帝南巡的规模及范围时,[1]我已经触及了一些象征物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它们将盛清朝廷置于运动之中的复杂过程赋予了意义。从最基本的后勤和物资供应看,南巡与高度仪式化的军事演练类似,绝对是由家产制的附庸们...[继续阅读]

    八旗自负的常胜无敌和纪律整肃,是民族—王朝力量最常为人称道的两种表现。欧立德评论说:“所有出生在满洲、蒙古和汉军正身旗人家庭的男子,不论他们是否披甲,都被认为是第一等、最优秀的军人。”[1]在许多方面,清政权还是仰...[继续阅读]

    清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事懈怠、衰败的忧惧,尤其对于八旗官兵的担忧,是关于丧失独有的民族—王朝身份这一更大范围话语的一部分,这始于康熙朝初年(也可能更早)。[1]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发现八旗官兵既无纪律又无士气。1676年...[继续阅读]

    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子弘历在1735年10月登上清朝皇位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武备的衰败,尤其是身为南方各省高级官员的满洲旗人麾下军队的腐败。毕竟,两年前他父亲就已指出,清朝军队“所谓预备者,但有虚名而无实际”,乾隆皇帝从即位...[继续阅读]

    1740年代和1750年代初乾隆皇帝在更大的范围恢复巡幸,至少部分应该理解为,是他解决八旗内部日益加深的武备和身份危机最初种种努力的产物。皇帝短时外出的日常生活中绝对充斥着军事色彩,阅武是巡幸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章已指...[继续阅读]

    钱维城的文学努力,对于减轻皇帝的担心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乾隆皇帝关注各省驻防八旗领导层的素质,毕竟源于以下事实:南方最高层八旗官员似乎已处于忘记他们最基本使命的危险之中。1750年5月,当为即将到来的乾隆首次南巡准备...[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在第一次(1751)和第二次(1757)南巡期间全身心关注武备,这不仅是因为他身肩保存与众不同的满洲民族身份的根本使命,而且也因为他重新卷入了内亚复杂的部落政治。随着1739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与清朝皇帝间达成和平协...[继续阅读]

    1760年代早中期是清朝重要的分水岭,这时乾隆朝六十年过半,乾隆皇帝业已基本上稳定了黄河—大运河体系,平定了西北,解决了长久以来被认为难以对付的两大问题。人们会认为,这些事件的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乾隆皇帝在中国内地的统...[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