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中心视角看,随着三藩和台湾郑氏集团的失败,清朝的征服表面上结束于1680年代初。然而,从更广义上讲,征服的过程仍在继续,这一王朝政权在下一个百年间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一直到1780年代。整个十八世纪,对于蒙古草原和西藏...[继续阅读]

    十八世纪中国最具意义的发展变化之一是,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后他们寻求有品位的士人文化圈对于他们的社会承认。两种趋势都在位于扬州的徽州盐商身上得以体现,他们的上升既反映也影响着清朝家产制统治的运作。[1]因为食...[继续阅读]

    研究十八世纪的现代学者急匆匆地否定了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反对表面文章和铺张、提倡节俭的连篇累牍上谕,认为这只是动听的口头文章。[1]许多人指责乾隆皇帝本人在南巡期间鼓励铺张。然而,这样的铺张场面也可能不是皇帝本人...[继续阅读]

    社会和文学史家都认为,汉人精英成员职业日益多样化,对于自己地位的焦虑明显增强,这是十八世纪中国的显著特点。[1]商人财富的大量聚积以及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使得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图景日益具有流动性和竞争性。被...[继续阅读]

    乾隆朝廷寻求的,是既鼓励又控制商业精英的地位上升,乾隆南巡是这一精细博弈的一部分。将盐商培植为家产制统治在中国十八世纪繁荣的经济商业部门的代理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朝廷利益。当商业财富的诱惑和追求腐蚀了依...[继续阅读]

    中国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是形成精英的典范机制,通过此,清廷和地方汉族知名人士互相迎合对方的利益。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参加科考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能够赐予的功名额数,甚至科考中式也不能保证在官僚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身拥...[继续阅读]

    这一提升声望的原则,也塑造了这一移动朝廷与那些从未进过杭州或江宁考棚进而拥有声望的人之间的互动。1751年3月12日,首次南巡到达扬州之日,乾隆皇帝赏赐了二十个人(可能是两淮富裕盐商的族亲),他们此前已向圣驾进呈了诗作。...[继续阅读]

    任何对于南巡中乾隆皇帝努力影响并赢得当地精英的探讨,若离开了考察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那都将是不完整的。[1]乾隆朝廷与沈德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南巡如何推崇诗歌以及朝廷如何将某些学术品味为...[继续阅读]

    最早体现沈德潜日隆的文化影响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1]这座书院靠近苏州府学,由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张伯行的赞助下,它起初是为了传播“正统”的程朱对于经典的注解(书院的名字...[继续阅读]

    前文已经说过,视朝廷和学者间的互动完全通畅或不存在什么问题,这是不准确的,也是极其错误的。1757年发生的浙江人章知邺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间内在的可能冲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这样的战争时期。章知邺是泰州府临海县儒...[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