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和上一章所提供的材料,从许多方面表明了乾隆朝廷的民族—王朝意识形态对江南及汉族精英的影响还是有着限度的。在笼络汉族精英方面,乾隆皇帝避免使用明确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话语。他自称是天子,而不是爱新觉罗的...[继续阅读]

    1784年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期间,乾隆皇帝评价他首次南巡的时机选择:“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即迟也。”[1]承认了他开始南巡的延迟,这是重复了约35年前江南地区民众和官员的感受。1749年11月中旬,江南各省大员上奏:“群情爱戴...[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自己对于观光这一文化上的必行之举的矛盾态度,与汉族士人文化本身内在的张力桴鼓相应。这一张力基本的来源是高友工所称之为的“抒情论”。这一观点影响着经典与世俗的叙事风格,尤其是在十八世纪,但它首先是“所...[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以做皇子和皇帝期间所写诗文的绝对数量而闻名(或曰声名狼藉,这视每人的看法而定)。他的文章有四集,约92卷,诗作则有六集,总数达到惊人的454卷。[1]房兆楹认为:“乾隆皇帝名下的诗作总数超过4.2万首。如果全部是他一人...[继续阅读]

    有一首诗很好地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努力应付他现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义。从京城出发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写下了一首《江南意》:[1]毛嫱[2]白台[3]及西子[4],不必谋面人知美。吴越山川罨画中,传闻争羡亦如此...[继续阅读]

    乾隆首次南巡中的一次关键活动,发生在1751年3月13日。这一天,皇帝一行进入江南。作为地理—文化地名的“江南”,使人想到旖旎风光、城市发达、消费繁荣、悠闲惬意、文化底蕴——所有这些可能会败坏乾隆南巡作为勤政、爱民、...[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从未走到嘲笑江南胜境的地步,他只是尽量使自己与它们保持距离。甚至当他看似赞同审美的休闲精神时,也要使用其他知名文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创作,作为文化上的缓冲器,令他至少在言辞上能够远离过于颓废或...[继续阅读]

    与这种矛盾态度相随的是挥之不去的焦虑,被一再的否认所掩饰着。乾隆皇帝的诗作到处都否认他只是在外出游乐。1751年,一抵达苏州,他就写道: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舞新歌翻觉闹,老扶幼挈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继续阅读]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务而不是耽于游乐现身江南的,作为种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经典的“观民”准则。上面我们已见过这一词语,这里我将从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诗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证。1757年3月20日,一进入江南,乾隆皇帝就...[继续阅读]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巡幸江南期间,乾隆皇帝很显然没有采取士人游客之态,反而是明确将他的南巡与为了个人愉悦的想法分离开来,甚至是当游览名胜时,也避免以抒情的方式赞扬它们。他是通过其他士人的诗画作为这一...[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