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仲淹和他的亲信向朝廷发难的同时,他们已经劝说了士,包括现在的官员和未来的官员。孙复明白范仲淹的目的并不囿于政府的政策,而是要从整体上改变政治精英。正像他给范仲淹的信所写的,范仲淹“既俾吾宋之学为舜禹文武之...[继续阅读]

    对于范仲淹的追随者来讲,让价值观居于优先地位,意味着思想功夫是文学成就的必要基础。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学道先于学文。正像蔡襄(1012—1067)在1037年批评一个人试图模仿韩愈文风时所解释的:其谓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继续阅读]

    范仲淹认为,在1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世之文”变化了。他的话不无道理。102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学生的17部文集,除了两部之外,都支持了他的说法,这些学生多数都是在庆历新政稍前或稍后入仕的(1042年和1046年举行过科举考试)。...[继续阅读]

    欧阳修对“学”的比较成熟的观点出现在11世纪50年代晚期,正是下一代登场的时候。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是自11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它们凭本身的价值就值得考察。但是欧阳修关于士应该学些什么以及如何学的看法,同样重要,因为...[继续阅读]

    在11世纪50年代的舞台上,出现了两个人:苏轼和程颐,他们将成为他们那一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在欧阳修主持的1057年的科举中金榜题名。苏轼实际上是他父亲苏洵(1009—1066)和欧阳修的学生。程颐在10...[继续阅读]

    我打算通过讨论苏洵的《六经论》来介绍苏轼。苏洵的《六经论》包括一组六篇文章,被欧阳修描述为“荀卿子之文”。[1]我原本的考虑是,它们的确对苏轼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但是我在这里提到它们也是为了显示,有些人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阅读]

    程氏兄弟在1056年来到京城。为了准备应考,程颐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显然是胡瑗出的(译者注:胡瑗当时在太学主教,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也做了一篇)。像苏轼一样,程颐以成圣为目标。有一...[继续阅读]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在仁宗朝就开始呼吁政治改革。例如在1061年,作为谏官的司马光建议改革官吏升迁体制。他设想了一个上至宰相,下至县判习簿尉有十二个等级的差遣制度,以及决定差遣、职位和升迁的新规则。这项改革与司马光内...[继续阅读]

    王安石知道政府应该干什么。司马光则知道政府应该怎样被管理。当然,讲做什么与讲怎么做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同。讲做什么就要明确任务,创建机构或者扩大既有的机构来完成那些任务;讲怎么做就要明确角色和职能,伦理标准要澄...[继续阅读]

    关于王安石学术生涯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尽管其中很多都无法系年。到11世纪60年代,论文集《淮南杂说》和《洪范传》开始发行。[1]在执政期间,他为撰写《尚书》和《诗经》的官方注解做出了贡献,这些注解今天只残留片段;[2]他还...[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