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颜之推一样,唐朝的朝廷学者将写作既看作政治行为——它直接影响政治的质量,也是一个个人的事业——它证明作者的成就,呼应时代,并且建立一个公共形象。魏文帝曹丕(187—226)在一篇有名的文章中曾经写道:“夫文章经国之大业...[继续阅读]

    在为南北八书的文学传所做的叙论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围绕文章、文章的使命,为什么它能有那种使命,完成那个使命需要什么,唐代朝廷学者提出了他们的一套想法。[1]他们各种各样的言论中的近似之处,能体现出当时的士人就“学”...[继续阅读]

    史书的序论经常以天文和人文的说法开篇。《周书》写道:“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祥矣。”[1]文章以自然力量交互感应的条理井然的图像开篇。朝廷学者还注意到《周易·系辞》中对此更为详细的描...[继续阅读]

    在以天地为证之后,朝廷学者马上声称文作为典籍传统,始于古人言行的记录,[1]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说法。上古文献典籍通过对人事进行天道设教,调停人与宇宙的关系。天地显现出来的文指导圣人,使“圣达立言,化成天下”。[2]《晋书...[继续阅读]

    唐代朝廷学者认为,先王创造了文,为那种依据自然秩序而建立的统一政体树立了典范,而且他们由此得出结论,那些作文之士应该在形式和功能上与儒家经典有共同的追求。假如学者们安于这种“自上而下”的观点,他们就只会说作者应...[继续阅读]

    唐代《尚书正义序》指出,文体、风格以及技巧在文的历史中形成,这个历史始于圣人,它们对文章能否在社会中成功地发挥作用至关重要。[1]正像《晋书》在介绍晋朝文学人物丰富的成就时所提到的,南北八书将文体的出现以及风格、...[继续阅读]

    初唐的朝廷学者既不拒绝作为学术活动的文学写作,也不怀疑它对政体的价值。通过有系统地设计关于文的一套更大的想法,他们拒绝了只徒事其表和雕章琢句的片面的兴趣,在这个更大的想法中,对辞藻修饰的关注只是其中一部分。他...[继续阅读]

    安史之乱以后,作为一种恢复秩序的手段,一些学者开始呼吁改变文章的写法。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朝廷官员;其他则是一些隐士、漫游者(refugees),这些人在首都之外安身,并且不回朝廷。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的观念获得了追随者,到80...[继续阅读]

    萧颖士、李华和贾至的共识是:打破当前关于什么是“好”文章的观念很有必要。萧颖士尚存的几篇作品,其中一篇有这样的说法:“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又况区区咫尺之判,曷足牵丈夫壮志哉...[继续阅读]

    独孤及认为,萧颖士、李华和贾至带来了“文章复古”,而李华则是学者的榜样。在详细阐释个人之“志”的角色时,独孤及打破了文与行协,行与文协这样的循环。[1]独孤及在为李华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文章复古意味着什么以及李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