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颜之推(531—591)的《颜氏家训》和袁采(约1140—1195)的《袁氏世范》来描述一种思想的转变,也许看上去不会有什么收获。隋朝(589—618)开始编纂的五经的官方疏义,或许更适合用来认识中世社会;而对于12世纪来讲,朱熹(1130—1200)这位...[继续阅读]

    将“儒士”和“儒学”作为表示中国政治精英和他们的价值观的一般概念来使用,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时代之间的变化。汉语里与“儒士”最接近的表达是“儒”,而与做一个“儒”相联系的“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宋代...[继续阅读]

    麦大维的《中国唐代的国家与学者》,是一部探讨政治学术与思想潮流的出类拔萃的著作,由于它的出版,人们不再会像以往那样推测佛教在唐朝的兴盛意味着儒学在道学兴起之前已经衰微。当一部囊括唐宋时代各类思想与实践的思想...[继续阅读]

    当学者直接写下思想观念的时候,思想史是容易把握的,因此755年以后活跃的学者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1]他们是自觉与社会和国家保持张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讲,道是挑战现状的手段。他们对阅读古代诸子的著作感兴趣,相反,初唐的学...[继续阅读]

    在中华帝国晚期,新儒学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宋代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一场关于宋代理学及其起源的讨论。对许多人来讲,按照那些为道学运动提供了哲学基础的思想家的思想来研治宋代的思想文化是足够的。这个狭隘的观点...[继续阅读]

    士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对于中国的精英和外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常见的。初唐政治的基础就是门阀统治,这种门阀统治由来自西北的世家大族,以及汉化的外来士族和胡汉混合士族(唐朝的王室士族就是一例)构成。唐代继承...[继续阅读]

    到1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士已经成为宋朝的社会政治精英。但是在10世纪30年代五代十国期间,这还不一定能被预料到。宋朝的立国之君将士从政府的所有政治群体中单独地区分出来,作为他们特殊偏爱的对象,并将对士的支持制度化。要...[继续阅读]

    唐朝立国之君容纳了世家大族,因为他们是强大的;唐朝也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宋朝立国的情形偏爱士,因为他们相对来讲没有权势而且依附于人。而到了12世纪末,士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地方权力。考虑到士被允...[继续阅读]

    在初唐高祖和太宗朝,朝廷的支持在提高“学”和学术方面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在《中国唐代的国家和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一书中,麦大维详细地谈到初唐朝廷开展学术活动的机构,学者们从事的课题,以及其中...[继续阅读]

    对过去的典籍遗产进行回顾、整理、综合以及编辑的一整套工作,要求考虑典籍如何取舍和编排。我将以656年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来说明这些选择所反映的关于文化传统的考虑。编纂者在总的叙论中、在每一主要的类目结尾做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