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司马光在他离开朝廷的十五年(1071—1085)里,陆续创作出一系列的历史著作。他在1064年进呈《历年图》,共5卷,囊括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之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在《稽古录》中收录了《历年...[继续阅读]

    11世纪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渴望就是看到自己的所学付诸实践。王安石在1068年进入朝廷,并着手实行他的计划。在1071—1074年和1075—1076年,他是惟一的宰相,接着就致仕了。司马光在1070年由于反对王安石而离开朝廷。当他在1085年神...[继续阅读]

    在欧阳修推荐苏轼参加1061年的制科之后,[1]苏轼呈进50篇文章:其中包括分为三个部分的《中庸论》,25篇策论,20条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话,以及分为两部分的《大臣论》。中庸这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结合各个极端来持续地创造一个中心,这个...[继续阅读]

    苏轼的25篇策论是关于改革的具体建议,我们不可能在简短的篇幅里全面论述。[1]取而代之地,我将评论几篇策论所推荐的用来证明制度和政策合理的方法,因为苏轼在1061年对一种方法的依赖,和他成熟时期的思想有所不同。这些策论包...[继续阅读]

    苏轼20篇史论转变了思考的视角,它们从古人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出发,向人们指出那种古人借以回应其时代的价值观。它们提供了圆融之人的多种立脚点,同时严厉地抨击了搞教条的企图。[1]这些文章按主题编排,尽管第一篇提到文明...[继续阅读]

    制科考试以后,苏轼在地方上得到一个职位,1065年回到开封,成功地通过了学士身份的考试,但在1066年苏洵去世时去职。当他在1068年的冬天回到首都时,政治形势已经急剧变化,新皇帝任用王安石。但是,如果说苏轼在1061年远离那些道德保...[继续阅读]

    孟子曰:“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如果苏轼只是在反对那些坚持极端的人,那么我们就要问他是否达到了一种共享的伦理。[2]在为《周易》和《尚书》所做的注释中,苏轼的确设计了一种思考共享价值观的方法。他...[继续阅读]

    苏轼《书传》中有几篇是讨论政府在被迫做出重要变革时应该如何继续下去,《盘庚篇》就是其中的一篇。[1]在这一篇里,商王盘庚在准备迁都于殷的时候,遇到了民众的反对。苏轼评论说:今民敢相聚怨诽,疑当立新法,行权政,以一切之...[继续阅读]

    苏轼的经注提供了一个选择。他的读者既可以采纳古代政府的真实典范,也可以培养他们内在的能力来同圣人之行事,因为当人们认为圣人之行事值得模仿时,就可以产生那种堪为典范的仁爱政府。苏轼从而超越其他人模仿的“迹”,而...[继续阅读]

    这里描绘的苏轼要人们超越教条、依靠自己。他们需要比义理(principle)知道得更多。人有利益(interests)和欲望(desires);事物有内在之理。强迫人们忽视欲望,违背自己的意向来做事,不会长久。苏轼认为他们可以找到事物的内在之理,这个...[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