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兴中会会员曾经在上海和内地有过活动,但除了会党外,他们同各阶层民众联系甚少,同知识界的关系更浅。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凡是有一点西方文化知识而又主张进步改革的人,都被笼统地目为“新派”(或“新党”)。在戊...[继续阅读]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动了留日学生和国内士商。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继续阅读]

    上海爱国学社开办后,延至1903年春节后才正式上课。学社内革命空气弥漫。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经在提倡民权、女权,这时更“公言革命无所忌”[1]。他把从日本返乡闭门著书的章炳麟请来教国文。章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继续阅读]

    清朝上下对拒法、拒俄斗争的镇压,随着爱国运动向革命转化而日益加紧,六七月间,终于在上海制造了中外注目的“《苏报》案”。上海捉拿新党的交涉失败后,清朝当局不肯就此罢休;袁树勋在恩寿督促下,靠美国人福开森牵线,吕海寰...[继续阅读]

    1903年春拒俄运动在东京展开时,孙中山不在日本,他于头年12月离日,到安南(今越南)去了。孙中山1900年6月的西贡之行没有任何成果。事后,韬美作了一个礼节性的表示,邀请孙中山参观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河内举行的博览会。到期,孙...[继续阅读]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从而消灭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革命启蒙运动。事实上,反清革命...[继续阅读]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指出,只有“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才能免中国于危亡,致中国于独立富强之境。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是革命宣传的...[继续阅读]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本来是反对一切改革的,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然而,事隔两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他们迫于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也不得不“改弦...[继续阅读]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定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继续阅读]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黄遵宪批评清廷时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1]梁启超表示了...[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