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选子张问:“十世可知也?”[1]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论语·为政第二》仪封人[3]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4]。...[继续阅读]

    在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非常广泛。宇宙万物是自然之天,父母男女是社会、伦理之天,血气身体是自我之天,因此,天人合一还应该包含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义涵。尽管中国古代有天人相分或天人相胜的思想,但天人合一是最有影响的...[继续阅读]

    中国文化特别提倡知识与实践、学问与美德必须合为一体,集于一身。先秦时期的墨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知识概念:“知闻说亲,名实合为。”[1]“知闻”是听别人传授的,“说知”是经过阐说的知识,“亲知”是自己亲身的体验。“名”...[继续阅读]

    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宇宙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繁衍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平衡、自强不息。和谐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基本道理,其精义在于“和而不同”。《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继续阅读]

    大　同[1]昔者仲尼与于蜡宾[2],事毕,出游于观[3]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4]叹鲁[5]也。言偃[6]在侧曰:“君子[7]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8]也,与三代之英[9],丘未之逮[10]也,而有志焉[1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2]。选贤与能[13],讲...[继续阅读]

    15至18世纪,西方开辟了新航路,进入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开拓的时代,由诸多民族和文化组成的非西方文化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试图阐明整个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发展出人类学、文化...[继续阅读]

    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西方文化史学和一些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均于1903年左右被译介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界[1]。而中国的史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因此文化史学具备创立的基础,先发展了起来...[继续阅读]

    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论战。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倡导者主张只有否定中国文化,积极学习西方,才能使民族...[继续阅读]

    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般地说来,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注重研究人的生物性,后者包含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或社会学,在中国也被...[继续阅读]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创立时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局限,学科分类过分模仿苏联的模式,加之世界上的两极政治和冷战格局,中外文化交流也受到制约,中国的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均被视为批判、...[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