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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桢虽然只作乐府散曲,不作剧曲,但他对戏曲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视。他认为,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产生,并非仅是供人观赏娱乐之用,而是用于讽谏,戏剧“不无讽谏所系,而诚非苟为一时耳目玩者也”。[1]他在《优戏录序》中,通过对“ (共 2238 字) [阅读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