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所迁北碚,是因有西部科学院在此,可以有所借助,前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均因之迁此,而中央研究院气象所、天文所和工程所亦在动植物所先后迁来,诸多研究机构接踵而至,此外还有学校、文化机构在此...[继续阅读]

    中央研究院经费由教育部下拨,1940年通过各研究所迁建临时费为60万元,动植物研究所于9月收到各项经费10077元,北碚房舍建设盖即此款。10月朱家骅任院长后,各所还有不少物品未运到所,而迁建费还有20万元教育部未曾下拨,为此朱家骅...[继续阅读]

    动植物所在北碚虽有五年之久,其研究受经费限制,进展无多,其主要人员变动不大,仅延续先前之研究而已。王家楫言:“在整个抗战八年中,所的研究工作虽没有中断,但所做的工作,既无目的性,又无计划性,都是零星的枝节问题。”至于...[继续阅读]

    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整个中央研究院都只是在维持,而动植物研究所更是日渐式微。在此维持之中,因所长王家楫本人是动物学家,故在所中动物学比植物学维持得要好一点,如种子植物学始终未聘得一位专任研究员主持其事,虽然研究员...[继续阅读]

    动植物所之动物部分与植物部分拆分为两所,动物所沿用先前在北碚之原址,而植物所则在离北碚三华里之金刚碑另租房屋办公。“动物所因有动植物所之根基在,故先天尚佳,植物所分开时,仅有植物标本、植物图书及显微镜与双管显微...[继续阅读]

    条件如此简陋,罗宗洛还是对建所怀有信心,且有较为宏大计划。所下设立多个研究室,扩大研究范围。所作《计划纲要》云:“国内研究植物学之机关,如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继续阅读]

    植物所成立之时,毫无设备可言,而年度经常费不过40万元,则是杯水车薪,无从购置。然而罗宗洛心仪已久之植物生理学研究,所需基本仪器,必须配备,否则其枉来中研院。故其在就任所长之时,朱家骅已允其为向社会募捐,计划募得法币...[继续阅读]

    该室复员之后,依然由研究员裴鉴主持。副研究员单人骅还在美国,赓续其在加州大学之学业。助理员刘玉壶继续从事采集。新增人员则有助理研究员周太炎、技士韦光周、技佐王克辉。自北碚运回标本6万余号,此又接受日人留下之植...[继续阅读]

    1946年迁上海,藻类学研究室仍由饶钦止主持,黎尚豪由助理员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另聘黎功德为助理员①。研究工作则继续在北碚未竟之工作,主要为全面整理中国西南淡水藻标本,意在撰写《中国西南淡水藻志》一书,详细记载所有之种...[继续阅读]

    此两研究室均为邓叔群主持,故一并记述。邓叔群原本对真菌、森林皆有研究,在抗战之前,主要在真菌学领域肆力,动植物所迁至重庆后,深感中国森林问题更为迫切,乃暂时放下真菌学和就森林学。其时,中研院经费有限,在所中难以施展...[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