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与建国以前根本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起,和整个国家一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总体来说,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开拓了思路,拓宽了领域,而且引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深度上和客观性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学术争鸣中,由于正确区分了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减少了现实政治对学术活动的压力,学术观点异彩纷呈。通过学术争鸣,推进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总起来说,新时期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社会史、边疆史的研究中,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展,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开拓,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国民党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大大充实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实际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前20多年比较,有了很大的前进。从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质量胜于以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20多年的总和。建国以后至1976年,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不过200多种、论文约5 000篇。1978—1988年的10年间,根据我所做的粗略统计,出版的各种近代史著作超过1 000种,平均每年超过百种;发表论文约12 000篇,平均每年超过千篇。1989年以后的10年,无论论文、著作还是各种资料书,其出版数量都比前一个10年多。这些论文和著作,固然有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情况,但是也应该说确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著作。
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培养造就新的研究人才,加强研究者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提倡扎实功夫和创新精神,认真开展百家争鸣;在完善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提高近代史研究水平的时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近代史学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撰写一部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新架构的通史著作,就是我们面临的工作任务之一。
我们今天的出版界还没有一部综合反映如此全面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的读物。现在是提出这一任务的时候了。近代史研究所从创立伊始,就立志要写出一部比较权威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范文澜只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而且只有政治史;刘大年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出了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注意到。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的通俗近代史读物有几百种,大多陈陈相因,缺少新意。而且几乎所有这些读物,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都是按照1840—1919年的模式来处理的,远远落后于学术界已经取得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大学教师编写了近代史教材,有几本已经公开出版。有的虽然打破了中国近代史的旧的分期,但也只写到20世纪20年代,所确立的分期标准难以成立。1997年出版了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10卷,每卷平均1200页,卷帙浩繁,按照专题分类,大量编入原始资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书。1997年还出版了秦德占主编的《近代中国历程(1840—1949)》4卷,每卷平均1200页,按照词条分类编辑,词条下附录原始资料,也是一部资料书。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辽宁大学董守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上下册,70万字,作为大学教材公开出版。该书突破了以往的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下限定在1949年,是一个进步,但按照专题分章,在体现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上显得不够。在此书以前,199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著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35万字。这是应公安部要求,为全国公安干警编写的干部读物。此书第一次按照新的分期法,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安排章节。有学者评论,认为该书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史新的理论构架,是对中国近代史撰写上的一次突破。但因篇幅小,只能涉及政治史,在内容上很不完善。撰写此书,是为了撰写《中国近代通史》做的一次实验。
我们考虑到以下原因,决定担起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重任:第一,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在整体上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各个专门领域取得了许多进展。第二,近代史研究所在范文澜所长领导下就确立了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并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但也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留下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未完成的遗憾。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尤其是最近10年,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一代的研究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年龄在35—50岁的研究者约有60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已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力量的主体,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可以分工承担撰写任务。第三,此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1840—1919年的模式上,现在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前缺少一部按照1840—1949年分期、全面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第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任院长李铁映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工作会议精神在所内传达以后,所内不少研究人员向所里提出应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中国近代通史》的写作,反映了所里部分研究者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热情。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撰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也许有人认为,现在还需要加深专史研究,写通史的条件还不够。这样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专史研究当然是需要加深的,这样的研究永远没有止境。我们要等到哪一天才可以说专史研究不需要加深呢?同时,通史的写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大体上每过十年修订一次。一般来说,通史性的著作,要求综合反映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一次积淀,而专史研究则要求推进某个问题研究的深入。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进研究的深入是不大现实的。如果要求等专史研究做充分了再来写通史,如果要求通史著作全面推动研究的深入,那等于取消了通史类著作的撰写。
按照这种理解,一部通史著作,只要在宏观思路上、在总的架构上有了前进,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基本上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这部著作大体上就是成功的。